布局全球市场多年，仍没有任何一家中国药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简称FDA）的新药审批批文，这大大制约了中国药企全球化的步伐。然而，这一局面即将被打破。

近期，中国绿叶制药集团自主研发的创新制剂——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球Rykindo（LY03004）的新药申请，已被FDA正式受理。这是中国药企获得FDA受理的首个创新制剂。一旦获批，意味着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药品将在全球市场居领导地位。

该药在中国、欧盟和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注册也在同步推进中。

绿叶制药于今年3月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新药上市申请（NDA）——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因为早在2014年，市场就不断传出其申请新药NDA的消息，却直到五年后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在绿叶制药之外，一批从仿制药市场出发并强大起来的中国药企，以及少量从起步就走创新路的药企，正在将新药研发视为必攀高地。

过往几前的年报显示，全球药企销售额最高的前几家企业，其强劲的业绩主要来源于创新药。

由于美国FDA在创新药审批上的严苛，使得一些药企将其批文视若创新勋章。2018年，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有一个药物得到美国FDA批准的药物，那才是创新的真正表现。”

中国药企抢滩美国市场路漫漫

几乎与绿叶制药同一时间，中国石药集团年初也向FDA提交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的新药上市申请，石药集团称，石药是首家向FDA提交NDA的中国制药企业。

以研发现代中药为核心的天士力集团，更是为NDA付出巨大代价。为了让复方丹参滴丸成为在美上市的首个中药制剂，天士力从1997年开始申报，到2016年三期临床未能通过，让这支昔日的白马股在2018年跌去一半，今年又跌去15%。去年9月，Arbor公司提供研发资金最高2300万美元，与天士力方共同进行复方丹参滴丸美国FDA临床开发研究和申报。为此，在药品上市后，天士力必须将未来药品销售毛利的50%付给Arbor。

百济神州的PD-1药物计划在今年底内于国内上市，同时也将在美申请其PD-1药物的NDA。

美国坐拥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但遍地黄金的表象之下，中国药企需要面对的是跋山涉水之苦，淘金并非易事。

药品研发需要时间，很多企业从落地开始，数年甚至数十年过去，报批项目都还没有走完。也有企业面对中美在市场、文化上的巨大冲突，管理层和决策者难以达成一致。

贸易压力之下的“水土不服”

2016年，刚刚加入绿叶制药美国研发中心任总裁不久，傅希涌开始操办绿叶集团在波士顿的中心。从设计、装修到实验室的构造、仪器设备的购买，事无巨细。此前，他在默沙东与先灵葆雅合并时，整合了超过6000员工。

当时绿叶制药在波士顿的中心的员工，不过20人，但他感到，所付出的心血，比面对6000人的团队，只多不少。

中国的药企走出国门，往往是出于战略开发的考虑，一方面开发项目，开拓市场，一方面也更加靠近前沿技术和顶尖人才。绿叶美国团队对一些早期项目和技术进行评估、开发或者投资，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再转到国内沿着既定的流程继续研发。

然而项目的转移不像运货，有人签收就行。如何让项目落地并被中国的团队接收，并且能和美国有持续的沟通和进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着时差和语言的鸿沟，美国的员工对中国的团队有不信任，中国的团队因为语言的问题沟通上有不畅。

为了保障项目的有效推进，傅希涌积极推进美国员工和中国员工的专业互动。包括分别到对方国家的团队里去待上一段时间。隔着邮件是没有归属感的，让中国的同事到美国来一起参与项目开发，然后拿着项目回去，这样能有效地提升认同度。

在国际化战略的进程中，很多药企都体验过类似的“水土不服”。

中国第一家在美上市的生物制药公司先声药业，2007年纳斯达克上市时曾创下了当时亚洲最大规模的IPO纪录。

然而在预期一路走高、公司有可能“更有钱途”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剧烈变动。上市之后，先声药业曾经聘任多位外企职业经理人担任CEO一职，但任职时间均不长。2014年，先声退市。

大量的例子显示，一些走出国门的中国药企，虽然摊子已铺开，但是离真正进入美国的市场，还有距离。

在动荡中建立新的平衡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以下简称“FIRRMA”） ，该法案扩大了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彻底改变了外国企业在美的格局。

CFIUS曾经只是美国财政部下面的一个没什么实权也不起眼的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权力。2007年，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CFIUS这才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2009至2015年间，CFIUS牵头的调查越来越多。2013年至2015年，针对中国发起的调查有74起，占总调查387起的近五分之一。而在十年前，针对中国的调查只有4起。

CFIUS当头之时，正是中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生物医药领域之时。2017年以来，中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资金在对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创下了历史纪录——来自中国的35亿美元，占到了美国生物医药初创企业募资的35%，中国的资金已经是美国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然而与此同时，2018年，中国在美收购从2016年的553亿美元下降到30亿美元，暴跌了94.6%。

新的法案让企业审批报备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比这些更让人头痛的，是新法案模糊的定义和指导规则。在规则明确的时候，企业才能放开手脚去做而不担心违法；当对规则不明确的时候，企业出于自保就倾向于不做，这无疑对企业的活力和产出都有负面影响。

对纷纷走出国门的中国药企来说，FIRMMA是一个新的挑战。无论是研发还是并购的过程，都需要有更多的思考和更严格合规的执行。近几年许多中国药企在海外包括美国做了布局。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这些海外布局也会有相应的调整。那些能够积极应对，开拓创新的公司能在研发的全球化中寻求到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