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毛冬蕾

泰格医药子公司思默医药的梁荣是一位在武汉新冠肺炎疫区的部门经理兼项目经理，她经历了长达2个月的“封城”。从最早协调沟通项目组的小伙伴及管辖区域的小C们给肿瘤药受试者送药寄药，想方设法不让受试者脱落，到现在的防控局面稳定，小梁说，虽然在武汉的临床研究机构还不能全面复工，但总体情况好转了很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报告，截至3月20日，中国内地首次报告无新增本土病历。这意味着国内疫情已基本消退。眼下，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正在有序复工。

▲ 百济神州支援湖北为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

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研究和亚太临床开发负责人汪来博士呼吁除了武汉市之外全国的医疗机构要全面恢复正常工作。“癌症患者因试验停药，会对生命带来很大威胁。”就在上个月，他们遇到了临床试验暂缓的困难。全国许多城市的受试者返回当地临床研究机构之后，需隔离14天才能给药。“这对外地病人不公平。”汪来告诉《研发客》。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新冠病毒评估：对中国医药市场的影响》，截至2020年2月17日，我国进行临床试验总数为779项，其中在湖北有127项，占比为16%；武汉地区有123项，武汉39%的临床试验由排名前十的跨国制药企业发起，当中有8家在武汉有试验项目。

遭遇疫情的临床试验能否正常进行，成为巨大的考验。

湖北省肿瘤医院是某企业的肺癌III期临床试验中的一家研究中心据临床运营负责人介绍，在这家研究中心有两名湖北患者，因为疫情导致周期访视延后了2个月，患者病灶情况无法得知。该临床运营负责人表示：患者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关注肿瘤患者需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让患者早日得到治疗。

而中国医药促进创新会（下称药促会）则已经付诸行动——针对疫情期间临床试验受试者访视、疗效评估、监查、数据管理等整个临床试验环节，提出了一份《降低疫情对新药临床研究影响的具体建议》（下称《建议》）。

 “针对疫情期间临床试验超窗、数据缺失等管理性方案偏离问题，药促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建立疫情期间特殊数据处理规定以指导临床试验有序开展。”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说。他刚刚从国外归来正在居家隔离，但工作始终没停，一直通过远程会议与专家讨论疫情期间医药研发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和建议。

除了《建议》，药促会还出台了多份倡议，包括倡议建立中国版“紧急授权制度”（EUA）、《关于减轻疫情影响推动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等。

《建议》中提出，受试者无法抵达临床研究机构进行检查，应按照方案规定访视时间窗，选择在当地具有临床研究资质的三级甲等或三级医院进行检查。这一点，许多临床研究机构予以了重视，有一些机构甚至力排阻力，保证肿瘤患者异地随访给药。

在上海，外地受试者回来必须隔离14天，无法完成随访检查和给药，导致受试者错过窗口期。陆麒是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主任，他建议，只要研究者能找到当地具有GCP资质的医院，把随访表格和要求转告这位被委托的医生，就可代替研究者完成整个随访。

根据药审中心（CDE）临床试验登记信息与公示平台统计，目前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超过 2000 项，且 70%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一些危重症尚无有效治疗药物的临床研究项目在疫情期间不能中断，如抑郁症与恶性肿瘤等，尤其是恶性肿瘤患者停药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中国抗癌协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洪明晃教授告诉《研发客》，该委员会在疫情期间发布了名为《伦理风险预警：关注并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肿瘤患者面临的风险》（点击阅读原文）的通告，提出各肿瘤专科尽快恢复门诊、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会诊提供方案、合理安排受试者到医院进行访视等多项建议。

洪明晃教授说：“眼下，重点要关注肿瘤患者的救治，保证癌症患者的诊疗和用药。对于疫情对临床试验造成影响的受试者要有其他治疗治疗方案。”

在受疫情影响也比较大的数据录入、管理及统计分析方面，《建议》提到：

受试者因为疫情影响临时转到当地外院进行检查，需要对疫情期间情况做数据补录，录入 EDC系统的时间也会相应的延迟。疫情期间外院数据无法在研究者医院 HIS 系统中体现，会造成原医院 HIS 缺少试验 EDC 中的外院补录数据。建议在临床试验数据核查时，允许研究者协调，通过提供外院原始文件支持核查。

对于因疫情造成超窗/缺失的数据，建议考虑是否根据试验数据审核判断，视数据缺失机制做特定的缺失数据填补与相应的补充分析。对某些盲态试验，建议考虑是否需要召开紧急临床试验数据监查委员会（DMC）会议 及时进行数据评估。

“涉及统计分析工作的相关的问题，必要时可通过多种形式的沟通，评估相应的数据处理方式及统计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临床试验的影响。”宋瑞霖说。

K公司是润东医药的合作伙伴，与润东医药正在合作一项治疗糖尿病的III期临床试验项目。春节前各中心的数据清理工作已经完成，原计划春节后第一周进行数据审核会议，之后即锁定数据库，进入试验的统计分析和报告阶段。

通常来讲，数据审核会需要讨论临床试验执行中的数据相关问题，以确定最终进入统计的数据范围。讨论需要申办方，CRO和牵头单位的主要研究者现场参会。然而，疫情下全国交通阻隔，很多研究者都奔赴了抗疫一线。

▲ 润东医药赴武汉团队在开展项目前夕

据润东医药董事总经理姜海介绍，他们与申办方和组长单位主要研究者沟通，迅速制定网络会议方案。2月6日，分布在北京、成都、上海、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的12名与会者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安排，在网络上进行了一场数据审核会。整个会议近6个小时，所有既定议程全部完成。

据悉，疫情期间，国内多家医院临床研究机构纷纷对本院GCP相关工作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及时出台一级响应措施。

在南方医院药物临床试验中心，疫情期间上线了临床试验数据远程监查平台。（CCHRPP共识战疫一线战报——远程监查平台工作小结）据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主任许重远介绍，“南方医院临床试验数据远程监查平台”在2月10日上线运行，旨在保障临床试验各方参与人员健康安全兼顾疫情防控需要，实时掌握临床试验项目运行情况，减少疫情而对临床试验导致的“不良反应”。

▲  临床研究数据集成系统接入页面

截至目前，共有20余项临床试验借助该平台完成监查任务，后续仍有大量项目正在申请中。

“开放远程监查平台，可减少流动性交叉感染，避开交通限制和区域管控，为临床试验的监查提供了便捷性，同时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在国内临床试验领域尚属首次。“许重远说。

据高盛近期的调研结果，疫情对主要的CRO企业长期基本面的影响比较小。(疫情下的CRO三巨头）

对于患者入组，泰格医药正密切监视和评估，并计划提前进行准备工作并加速试验后数据分析，以减轻疫情期间的延迟。如潜在的患者招募和新的试验启动延迟，但从长期来看，基本没有影响。

方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张丹认为，这次疫情之下，绝大多数临床试验都处于停顿状态，企业和CRO都受到影响，特别是投资方面，如融资推迟、企业的现金流停滞等。“投资人现在力保已投过的企业，新融资和想创业的企业来说则不那么容易。”张丹说。

▲ 春天PROSWELL在武汉的部分团队合影

春天PROSWELL在疫情期间接了不少新冠研究项目，创始人总经理宋青春赴武汉参加项目后目前回到上海隔离。她说：“疫情期间，医生工作繁重，防护需求高，真正做研究会很疲惫，需要临床试验专业团队的鼎力支持，我们做的就是力所能及把这些用健康、用生命换来的数据保存和使用，发挥最大价值。”

目前有35人的春天团队在武汉。宋青春说，在疫情高峰时，患者与医生对新药是极度渴求的，在武汉期间更加感受到中国自己研发创新药的重要性，CRO和制药企业任重道远。除了开展新冠项目，在疫情期间，原来的项目也都有序管理；随访阶段患者及时沟通，如发现患者感染，及时上报SAE。

润东医药也协调多家新药研发企业，发布项目应急计划十余个，涉及研究中心超过200家，保障了近800位受试者参与的临床研究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公司的医学、统计、数据等相关部门与医生研究者和药厂申办方保持着沟通，为新冠肺炎的新药研发设计方案等提供一系列专业技术支持。

“疫情过去之后，全民众更了解药物临床试验、生物医药，从国家到民众层面会越来越理解和重视新药研发的科学性。临床试验也成为老百姓关注的话题。这是积极的一面。”姜海说。

▲ 泰格医药采购并捐赠到武汉医院的部分物资

▲ 泰格医药工作中的CRC

“疫情将引发国家对于医药研发的进一步重视。在此次的疫情中，包括药监局、科技部等国家相关部门都出台了很多政策。加快抗病毒药物、诊断试剂和疫苗的开发，目前相关产品研发也非常火热，相信在疫情结束后，政策上对于医药研发的支持和资金上的投入也将会持续加大。”泰格医药总裁曹晓春说。

CDE在这次疫情中的应对速度和质量，备受关注。一位CDE老审评人认为，经历过SARS和甲流考验的CDE，从政治觉悟和专业能力以及处置经验上，已经有一整套的应急流程可供使用。.CDE在春节前就成立了应急小组，包括相关适应症团队的核心审评成员；资深审评员们除夕夜也在加班。在这次疫情中，CDE制定了应急审批措施，快速批准了试剂盒、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法维拉韦上市生产及治疗新冠新适应症的临床试验、以及批准陈薇团队的重组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等等。“中心应对此类情况经验丰富，应对有条不紊，审评结论科学而有余量，层次清楚，收放有度。”该名老审评员说。

《研发客》采访发现，与CDE加强沟通是行业内较为一致的观点。在张丹看来，所有在疫情中临床试验受到的冲击都需要跟国家监管部门如实反映。

一位行业资深人士表示，疫情出现不可控因素，患者生命价值同等，不论是新冠肺炎患者、其他疾病患者还是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救治和诊疗都要以病人的福祉作为优先考虑；肿瘤药试验患者如果因疫情用不了药，临床医生要采用其他方案救治；CRO、药厂要将试验中不得已脱落的情况记录下来，与药监部门共同讨论，以患者的利益和科学为核心把握审评审批。

维昇药业的李奕也认为，疫情不能影响药物科学评价标准。他举例说，某项目去年12月递交上市申请资料，原定今年2月份做完现场核查后才能上市，但是目前核查需要延期，须按法规要求程序进行，等待核查结果。

“疫情对临床试验影响需要具体试验具体分析。如果药物的前期安全性数据不佳，随访缺失进一步影响数据对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判断，需要提前将这些问题跟CDE沟通。如果药物本来安全性就很好，脱落的几例数据对药物安全有效性判断不影响，CDE有足够充分的证据，可做出科学的决定。”李奕说。

谈到现场核查，一名专业人士说，远程现场核查操作起来困难，原因在于医院病历系统不统一，不能联网查到所有受试者病历；第二，如果请研究助理或CRA拍摄病历和用药记录表传送给现场核查人员会侵犯受试者隐私；第三，有一些现场访谈无法替代，即便要电话会也要身份识别。

汪来博士也希望国家药监部门的现场核查尽快开展，恢复到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