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之争下的药价谈判风云，价格控制和创新受挫孰轻孰重？

美国中期选举的“硝烟与战火”已经弥漫在医药行业上空。

据Endpoints News 报道，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和迈克李近期提出了一项法案，矛头直指拜登此前签署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中涉及医药条款的部分内容。

作为美国继平价法案后最具突破性的内容，IRA不仅首次赋予美国医保直接与药企进行谈判的权利，同时推出“药价封顶”（2023年起药价年涨幅不得超过通胀率），设定民众自付费用“上限”，对拒绝谈判药企开征高达95%的惩罚性税项等方案，对于美国药价体系产生强烈冲击。其中药价改革也成为市场关注的重要内容。

美版“医保谈判”如何落地对全球创新药企的影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想要推行这一法案，挑战不仅仅来自医药行业，背后更有相关机构、医药公司、保险、PBM（药品福利管理公司）等一系列药价体系构建方的强烈反弹。

倒计时一个月的中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之后，美版“医药谈判”又会被描摹成什么模样？

01 屡屡失败的药价改革和全球医药市场高地

迈克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价格控制永远不会奏效。相反，他们加剧了他们寻求解决的问题，强制规定固定的处方药价格最终将导致美国人生命的缩短。”

法案中，共和党相关参议员不仅寻求撤销联邦政府对于药价的谈判权利，同时希望取消对于药企开征最高可达95%的惩罚性税项，以及对于老年群体每年2000美元的自负费用上限等一系列措施。

詹姆斯兰克福德则表示，民主党的法案并没有解决药品福利管理公司、药品定价中间商等造成的药价高企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药物选择，而不是更少。我们需要更多的竞争，而不是价格控制。我们需要创新，而不是停滞。”他说。

需要补充一个背景情况，《通货膨胀减少法案》（IRA）的出台殊为不易，美国众议院长达27个小时的会议后，民主党人在没有共和党一票的情况下以220票对207票的优势通过了这一法案。这还是在法案内容再三调整和缩水的情况下。

对美国民主党来说，守住IRA的胜利果实并成功推行并不容易，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又是一场控制权大战。

相关媒体报道称，目前美国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仅有微弱优势，选举结果将影响拜登第一个任期的剩余时间，如果民主党失去众议院，他们会发现通过立法比现在更难。

IRA的推行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尝试进行药价改革，近十年来，美国药价一直居高不下，成就了诸多“药王”传说，也成为全球创新药心驰神往之地。

2022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两位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文章。文内数据显示，美国药品的上市价格中位数从2008年的2115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180007美元，涨幅近90倍；而药品的净价格中位数更是从2008年的1376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159042美元，涨幅高达115.5倍！

“一款抗癌药在美国索价14,000美元，由同一药厂生产的同款药物，在法国只售6,000美元。”拜登在呼吁药价改革方案出台时公开表示。

无论是此前奥巴马试图建立的全民医保方案，还是特朗普在位期间公布的《美国病人优先》计划，都无一不面临着和医药巨头的博弈，和监管程序的拉锯以及在PBM、保险和药企几方互相遮掩下和药价体系透明度的冲撞。

如果此次IRA中关于药价改革的部分能顺利落地并推行，显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IRA相关医疗控费法案，将在10年内为联邦政府节约将近2880亿美元。

02 “高药价”是美国的福报还是心病？

药价下降，国家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减少，这是不是件好事？

对于围绕医药这棵参天大树生长纠缠的保险、PBM、以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公司来说，答案显然五味杂陈。

美国医疗体系自有其特殊性。和全球很多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也就是“全民医保”这个概念的发达国家。政府运作的医保计划更多是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他群体更多是通过个人购买或雇主进行投保。

商保的高度发达和支付规模是美国创新药高速发展的基石之一。正因为美国市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风投公司和药企选择在这里一掷千金。华盛顿智库卫生开支专家Lovisa Gustafsson曾表示，“美国消费者正为在补贴全球的（医疗）研发。”

当然，对于药价的改革，对于压低未来新药研发以及药品投入积极性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据Fierce Pharma报道，多位PhRMA成员都对拜登政府加大降低药品成本的力度表示担忧。在一封给国会的公开信中，包括礼来、艾伯维、BMS、百健、GSK等在内的主要生物制药公司的CEO写道：允许医疗保险对药品价格进行谈判将“威胁患者获得药物，并牺牲未来的医学进步。”

美国制造商协会（NAM）在广告中称，“降价会阻止救命药进入市场”。据其表述，药品价格每下降10%，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就会相应减少17%。

对于药企、保险和PBM等机构来说，不只是未来新药研发和出炉的数量，IRA对于药价体系的撼动影响将体现在多个方面。尽管商保在美国医疗体系中和医保市场规模差距不大，但

医保价格显然是整个医疗市场的基准和标杆。

此外，对于药企来说，商保面向的人群年龄和范畴和医保针对的群体重合度并不高，这也表示，一旦药价降低，商保收入并不能弥补医保费用的降低，更别提近年来美国商保增速常年保持在个位数增速上，涨幅较为平缓。

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到2032年，IRA法案可能会使制药商的收入减少4500亿美元。

热钱和巨大的市场规模让美国成为全球医药市场高地的同时，也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一件“心病”，就是和新年礼物一样几乎每年必达的药品涨价。

2016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称，早在2004年，美国一位顶尖的癌症医生就谈到居高不下的药价造成美国民众看病难的问题。10多年过去了，美国药价依然在疯涨。以美国迈兰公司治疗肾上腺素过敏的药物为例，该药从2007年至今，价格飙升了近6倍。

这一情况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政府不承担控制药品价格的角色，往往是由PBM机构受委托与药企进行单独议价，在行业发展过程中，药品返点成为PBM等机构最主要的收入，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下场，合并PBM机构，双方合力成为高药价的维护者和得益者。

IRA通过时，拜登曾表示，“今天，美国人民赢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输了”。

虽然中期选举结果尚且不能确定，IRA是否能顺利落地也尚待观察，对于美国医药市场来说，游戏规则如果变了，行业原本的生态环境也将被打破，冲击产生的余波覆盖面不会仅限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