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内卷、焦虑”，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医药创新生态大会（CPIE）上，这是被提及最为频繁的两个词。

不可否认，自2015年后，中国创新药驶上了快车道，1类新药获批数量、license out数量猛增，都意味着中国创新药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一些问题被成功的表象遮掩了。等到行业内卷避无可避，投融资遇冷时，业内开始呼吁源头创新，推动商业化。但回过头发现，支撑这一切的各方面基础似乎都并不牢固。

有声音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能力并不落后，这从中国发表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论文的数量就可知。但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CPIE上的发言也一针见血点明创新药生态圈存在诸多怪现象和痼疾；源头创新不足、内卷、商业化成问题似乎成了死循环。要想破除怪圈，就必须做头脑清醒的乐观主义者，直面并解决创新药产业出现的挑战。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

以下是《中国医药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的演讲实录，经医药魔方Invest编辑整理。演讲者为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

中国创新药现在都在探索与国际接轨。2017年，原CFDA正式加入ICH，到2021年经历7轮谈判后，NMPA已经成为PIC/S组织的预备成员。在ICH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中国是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未来的药品科学监管提供了法律和技术基础。

截止到2022年3月，ICH发布指导原则数量为63条，NMPA发布公布明确实施节点的，且已实施的数量都为59条。换言之，ICH的转化率已经达到93%。

但那7%未实施的指导原则才是更要命的。主要是一些涉及临床实验的核心原则，我们都还没有完全落地。

眼下，国际多中心临床数量正在稳步上升，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企业发起的，因为我们不得不走向世界，仅做中国市场会非常受限。

另一方面，过去三年的疫情中，医药行业的国家战略性意义要比任何都更为确切。中国的疫苗、医疗器械走向了世界，不仅传递了中国声音也维护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但也意味着接下来，我们面临的挑战将会更严峻。

从基础研究能力来看，2021年Nature Index排名前100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中，中国增加了5家，合计9家；美国则减少了4家还剩54家。

与2015年相比，中国医学研究机构数量涨得很快，增加了21家，合计22家。要知道，原来中国只有华西医院一家。

从地域来看，在这个排名中，中国医学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杭州、成都和武汉等，数量分别为9家、3家、3家、2家和2家。上海生物医药的基础优势非常突出。

意外的是，拥有众多科研机构的北京，却只有一家医学研究机构进了前100名。

从专利申报数量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专利申报位列全球第一，论文数量也是全球第一，但中国有接近60%的专利，就不是为了转化而申报的，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很多教授申报专利是为了评职称，发文章也是为了评职称，导致中国产业转化率低。这也是中国基础研发的一个痼疾。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显然，中国的创新药生态完善，要从基础研究做起。过去一两年，业内总热议靶点扎堆严重，归根结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弱，我们找不到其他靶点。

所以，中国创新药生态仍然需要改革，很多时候并不是申报的人没眼光，而是制度引导出了问题。此外，行业的发展也与资本息息相关，成也投资人败也投资人。他们投first in class老怕失败，只敢投me too。所以如何做好双方平衡，也是摆在中国医药创新提升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上市的创新药，平均创新水平有待提升。仅从2022年的数据看，美国批准的新药数量为37个，FIC新药有20个，占比达54%。相较而言，中国批准的新药数量为11个，FIC仅为2个，占比为18%。

如果看国产肿瘤me too新药，有5个都与原研的全球上市时间差了十年以上，9个是差了三到五年，相差一年以内仅为2个。这意味着多数时候，研发一个me too新药的时间太长了，要知道原研药十多年就专利过期。

中国药物审评能力前瞻性与审评自信是仍需提升的。一方面，是政策的发布时间上，CDE都要落后美国；另一方面，对于新药中美双报上市，平均而言，美国要比中国早审批218天。以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为例，该药同时进行中美双报，美国要比中国早批447天。

当前，中国多数典型疾病如乳腺癌，艾滋病、糖尿病的进口依赖度仍较强。前述三种疾病的进口药物都占了超7成市场。这证明中国市场是受到了相当多的压制。

差距都藏在了这些冰冷的数字里。但换言之，进口药也提升了中国医药创新的能力，因为中国也希望能实现有效替代。如果不和强手为伴，永远无法提高。

讨论生态，自然也躲不过讨论价格。

很多人说现在投资低迷，投资人什么情况下会投呢？一定是市场吸引。因此如果投资me too，加上医保谈判、集采等压价，那价格可能只有美国的10%。当投资人见不到投资红利，谁又会来呢？

合理的创新回报，是市场发展的前提。

中国医药市场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但中国创新药市场只占这个市场的11%，占比远低于其他国家，并不是全球第二，这都是需要引起深思的。

还有一个生态挑战需要改进。那就是对患者的可及性问题。近五年谈判纳入医保的49种抗肿瘤药，在三级医院的配备率平均为16.8%，其中有12个药品的配备在10%以下，这就是中国的怪现象。

上海前两天有一个闭门会，大家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医院的药事会（即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进院药品遴选是其主要工作）是所有企业最头疼的。以前一大批临床专家、药学专家评估新药时会说这个药临床需求很大，然后药监局加速审评，再然后历尽千辛万苦进医保，但到医院，却不要了。那临床需求何在？

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创新药披荆斩棘，经过那么多审批，最后到每家医院还要院长再点头？这是违背逻辑的。所以我们现在强烈呼吁需要对创新药建立更加包容的市场。对于中国想要真正推动的创新，也应该认真思考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创新药商业化的不确定性，是资本市场遇冷的原因之一。中药也面临着发展瓶颈，越是规范的市场就越要求提供证据，矛盾自然就会产生。

这就是今天中国创新药生态赤裸裸的现实。

面对诸多产业挑战，我觉得首先要提高中国整体临床研究能力。

在强调制度建设和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临床实验的水平需要大幅提高，因为中国没有太多的first in class，真正国产的first in class能够在中国做一期临床设计并不多。而大量的进口药，我们的临床专家是没有机会参与到一期临床设计当中的。

这怎么能够证明我们的临床实验水平最高？我们发的那么多文章更多是临床二三期的综合分析，研发的源头并不在我们，因此，从成果转化到加强监管，这个生态应该怎么建立是需要在制度上做思考的。

第二是转化医学。既然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不够，那么国家就需要真正做出更多改变，比如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实验），我们现在不是在管理它而是在限制它，因为IIT只能做新适应症的研究。

对于真正新的靶点、新的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医生的研究受到很多限制，所以IIT如果不能够成型的话，后续怎么可能有源头创新。

我相信药物靶点的发现是基于有一批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就是因为医生们治不好，所以才要求我们合伙来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这需要政府做源头创新的支持，一方面成立重大专项支持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市场成立基金，吸引着眼于“高风险，低投入”的社会资本加入支持IIT。

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讲，中国几乎没有研究型医院，因为研究型医院的研究技术转化收入应当能够占到这一家医疗机构相应的百分比。（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我们必须要建立一批有实力有能力的研究型医院，为中国的创新注入源头。

第三是临床应用端应当鼓励国产替代。如果在相同疗效的情况下，国产药（的门槛）还要高于进口药，那也是不符合中国发展方向的。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那么多me too，我们能否在药品审评方面发出一个政策信号，对于能够在一到两年就跟进，并同时在中美申报的药品进行加快审评。因为这些可以和国际竞争。还有就是能否对首个国产替代产品进行政策上的优待。

最后一点是建立单独的创新药医保体系。当前医保谈判是通过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和比例，来规定药品的价格，但这难以匹配创新药“高投入、高风险”的属性，且对医保整体杀伤力巨大，特别是当药品要增加适应症时。

我们觉得应该在不改变个人支付和医保支付的同时，通过风险共担的形式搭建创新药的合理回报空间，同时也为商业保险发展留出空间。

总而言之，中国的创新药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