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产业融合与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和要素投入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转变，医药产业格局正在从跟随创新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型。尽管处于资本寒冬，但是整体仍呈回暖的趋势，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先后出台了陆续的政策，都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1月30日，在广州举办第九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简称“创投大会”）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分享了对建立创新药多元支付体系的思考。从当前我国医药创新产业格局为出发点，指出当前我国的创新药市场机制与单一支付体系是影响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宋瑞霖指出建立以商业健康险为抓手的多元支付体系是解决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困境的唯一路径。“当下中国医药创新已经迈入2.0时代，需要转换新维度、寻找新增长点。”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

医药创新产业市场空间不足

在政策的引领与资本的加持下，中国医药创新能力已经迈入新的台阶。截止今日，我国的全球研发贡献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梯队前列。以企业总部所在国统计，2023年中国研发管线产品数量全球占比28%，首发上市新药数量占全球的26.2%，所以不管是站在研发管线角度还是在全球首发上市药物角度，中国均已经远远甩开第二梯队其他国家，仅次于美国。

但从市场角度来看，我国医药创新距离世界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尽管我国拥有巨大的人口优势，在GDP总值和医药整体市场方面，我国都是毋庸置疑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但从创新药的角度来看，其市场规模与整体上的“全球第二大市场”错配严重，2021年我国创新药市场仅占全球的3%。

创新药市场空间受限的短期后果已经在产业运转与资本市场上有所体现。自2022年始，中国医药工业的增长速度从长期高于GDP增速的状态，突然急剧下滑，2022年和2023年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5%、-5.2%，2024年上半年恢复到1.2%，但仍然远低于GDP 5%的增速。

与此同时，近两年医药企业的利润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资本市场方面，面临经济增长降速的困境，我国从今年9月份开始发布一系列金融市场增量政策带动二级市场大幅上涨。但近两个月二级市场上创新药产业指数涨幅仅为25.3%，远低于芯片、人工智能等其他行业50%以上的增速，并且一级市场增长幅度有限。

此外，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近几年医保基金的收支开始出现失衡，支出增速超出了收入增速，基金结余不断缩小。尤其对于覆盖9.6亿人口的城乡居民医保，医保基金承受的压力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三医协同受阻情况下，创新药长期以来“入院难”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尽管已有双通道政策，但由于我国处方外流的比例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双通道政策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这与我国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不匹配。

以多元支付体系纾解创新药市场困境

自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1998年开始逐步完善，我国以仿制药为主的医药产业已转变为以创新产品为主，医疗保障体系相应的也需要与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相匹配。

今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统筹用好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险、药品配备使用、投融资等政策，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机构考核机制”；9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提升健康保险服务保障水平、扩大健康保险覆盖面、丰富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形式。

“当价格回归到市场，当中国建立完善的自费药市场的时候，创新药产业和商业医疗保险才能够有发展的空间，有立足之地。”宋瑞霖建议在保障国家医保基金安全的情况下试点创新支付改革，建立以商业健康险为主要补充的多元支付体系，在仿制药“用得起”和创新药“用得上”之间实现均衡。同时，还要对于低收入人群建立单独的补充医疗救助。

对于商业健康险的发展，宋瑞霖表示，需要从搭建商保与医疗的共赢机制、加强商保行业管理、完善筹资机制三个方面实施。

在搭建商保与医疗的共赢机制层面，首先推动医疗机构对商业健康险开放，其次建立商业健康险医疗服务目录与药品目录，同时需要设立商保公司对临床诊疗与合理用药的监督机制。在加强商保行业管理层面，严格管理商业健康险产品的赔付比例，同时建立以患者服务水平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最后，要完善筹资机制。一方面对投保人，建立商业健康险纳税折抵机制，同时鼓励企业将购买商业健康险纳入人才吸纳奖励体系，并由地方政府对企业给予所得税抵扣优惠。

如若上述商业健康险的相关建议能够落地实施，按照目前我国人均收入结构计算，执行与医保同等的2%个人收入的缴费比例，预计全国商业健康险基金年收入最高能达到3.42万亿，将超过2023年全国医保基金收入。这一方面能够为创新带来合理回报，另一方面将会带动更多的产业投资，形成产业正向循环，推动中国从医药大国真正走向医药强国。

除此之外，宋瑞霖还强调，行业发展在以产业政策作为支撑的同时，更需市场政策进行引领。“目前各地的招商引资政策不断发布，但实际上招商依旧困难，因为企业家、投资人不仅看重地方营商环境，更看重在哪一块土地上能够得到合理的预期收益，因此各地政府一定要把我们的思路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