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者居上。

4月14日，强生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一季度总营收241亿美元(同比增长9.9%)，其中创新药业务作为核心引擎，收入达1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2%)。

在这份成绩单中，两大前沿管线的商业化爆发尤为瞩目：靶向BCMA的CAR-T疗法Carvykti一季度销售额达5.97亿美元，同比大增62.1%;EGFR/cMET双特异性抗体Rybrevant销售额录得2.57亿美元，同比激增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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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vykti的商业化进阶

长期以来，CAR-T疗法往往被贴上“天价”和“最后一道防线”的标签。Carvykti是一款靶向BCMA的CAR-T疗法，2017年12月，传奇生物与强生签署全球独家许可与合作协议，共同推进该疗法的研发与商业化。2022年2月，该疗法首次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4线或以上治疗的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包括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和抗CD38单克隆抗体治疗失败的患者。

在多发性骨髓瘤(MM)的治疗中，细胞疗法(如CAR-T)通常是在患者经历多种传统治疗手段(包括免疫调节剂、蛋白酶体抑制剂、抗CD38单抗等)后，疾病仍复发或难治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

然而，Carvykti高达62.1%的单季增长，与其适应症的成功前移密切相关。2024年4月，FDA批准Carvykti用于治疗既往至少接受过一线治疗(包括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且对来那度胺耐药的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使其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多发性骨髓瘤二线治疗的BCMA靶向疗法。

谈论自体CAR-T，无法回避的行业痛点就是CMC与供应链壁垒。不同于传统的小分子化药或大分子单抗，自体CAR-T是一种“活的药物”，其生产过程高度个性化且极其复杂。

从患者体内采血、分离T细胞、冷链运输至制备中心，到利用慢病毒载体进行基因转导、细胞扩增，再到质控检验并最终回输给患者，这套动辄需要数周的周期，考验药企的技术积淀与运营管理能力。早期商业化进程中，Carvykti曾一度受困于慢病毒载体短缺和有限的生产，导致临床端“一药难求”。

此番一季度业绩的爆发，背后折射出的是强生及传奇生物在产能爬坡、供应链优化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客观来看，自体CAR-T的商业模式依然沉重。极高的制造成本决定了其终端售价难以大幅下探。如何在扩大产能的同时，进一步压缩生产周期、降低制备成本，将是决定该赛道企业能否跨越盈亏平衡点、走向良性商业化的关键。

BCMA赛道并非处于真空状态。BMS的Abecma是一款BCMA CAR-T细胞疗法，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作为同类首创，在市场上占据一定份额。但Carvykti在客观缓解率(ORR)和完全缓解率(CR)等核心疗效指标上的优势，在商业竞争中逐渐转化为市场份额的领先。数据显示，2025年，Carvykti全球销售额达18.87亿美元，相比于2024年接近翻倍增长，成为最畅销CAR-T疗法。

另一方面，包括再生元、辉瑞在内的巨头以及众多创新Biotech，都在重金布局靶向BCMA的双特异性抗体(CD3/BCMA)。双抗药物具备现货供应、使用便捷、成本相对可控的显著优势。对于那些身体状况较差、无法耐受CAR-T清淋预处理或等待不及制备周期的骨髓瘤患者而言，双抗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方案。

02

Rybrevant的差异化突击

将目光转向实体瘤，强生的一季度财报中，Rybrevant(埃万妥单抗)交出了2.57亿美元、同比增长82.7%的答卷。这是一款靶向EGFR和cMET的双特异性抗体，其主战场是竞争惨烈、内卷严重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

众所周知，在经典EGFR突变的NSCLC市场，阿斯利康的第三代EGFR-TKI奥希替尼(Tagrisso)占据显著优势。要在这样一座大山面前分一杯羹，常规的“Me-too”思路注定是较难突破的。Rybrevant的破局点在于，选择了差异化的切入路径。其最初获批的适应症是用于治疗携带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ex20ins)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适用于铂类化疗期间或之后疾病进展的患者，完成商业化启动。2024年3月，FDA进一步批准其联合卡铂和培美曲塞用于EGFR ex20ins突变患者的一线治疗。

然而，仅仅停留在一个小众突变靶点，显然无法支撑起跨国药企对重磅炸弹级别的业绩渴望。

肿瘤的异质性和耐药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联合疗法往往是抗肿瘤药物的更优形态。通过与第三代EGFR-TKI(如Lazertinib，拉泽替尼)联合使用，Rybrevant开始在奥希替尼耐药后的后线治疗，乃至一线治疗中，展现出挑战现行标准疗法的强大潜力。

EGFR和cMET是肺癌中两个高度相关的致癌驱动基因，cMET扩增也是EGFR-TKI产生获得性耐药的最主要机制之一。Rybrevant作为双抗，不仅能同时立体阻断这两条信号通路，其Fc端还能介导强大的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和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ADCP)。这种多重作用机制的叠加，使其在对抗肿瘤免疫逃逸和延缓耐药方面具有临床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大分子抗体药物在商业化推广中，给药方式往往是一个对临床终端至关重要的变量。传统的Rybrevant静脉滴注不仅耗时长，还容易引发较高比例的输液相关反应(IRR)，这给患者依从性和医疗机构的运转效率都带来了负担。

皮下注射剂型的开发在生物制药生命周期管理中常被视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杀手锏”手段。2025年12月，FDA批准埃万妥单抗皮下注射剂型，用于联合兰泽替尼用于EGFR 19号外显子缺失或21号外显子L858R突变患者的一线治疗;联合卡铂和培美曲塞用于EGFR ex20ins突变患者的一线治疗或铂类化疗后进展患者的治疗;单药用于EGFR ex20ins突变患者铂类化疗后进展的治疗。

在同质化竞争加剧的今天，这种剂型创新，往往能成为撬动市场份额、构筑护城河的关键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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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的博弈

单克隆抗体时代，企业更多是在拼靶点发现的先发优势。而在当下，热门靶点早已拥挤不堪。产业的重心正在向复杂的分子设计偏移。双特异性抗体、多特异性抗体、抗体偶联药物(ADC)等新兴分子形态，通过结构生物学和工程化改造，实现疗效的指数级增强或毒性的有效收窄。

这就要求医药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发现新靶点”的维度，而需建立起强大的蛋白质工程平台、抗体筛选能力以及技术积累。未来的竞争，是底盘技术的竞争。

对于CAR-T等前沿细胞治疗而言，行业正经历着向“常规商业化药物”的艰难蜕变。

过去几年，全球生物医药赛道经历了一轮剧烈的资本起伏。在资本退潮、估值重塑后，市场重新聚焦于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兑现商业价值、拥有坚实临床数据的管线。

全球医药产业的增长引擎依然强劲，但增长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分化。缺乏差异化的跟随式创新正在加速出清，而那些真正能够解决未满足临床需求、具有底层技术创新壁垒的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产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割市场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