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艾美仕    2016-01-27

新医改开始，“以药养医”，也可以说是“以药补医”，迅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名词，这一被妖魔化的制度一度成为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制度。

其实，最初以药养医制度在建国初，只是为了弥补我国卫生投入不足的窘境。从1950年开始，我国财政状况依然十分紧张，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公立医院的运作、生存和发展，当时的国务院明确公立医院可以将药品加价15%后提供给群众。

当时我国公立医院的药品有限，在普遍实施公费医疗的背景下，所谓15%的加价，不过是从公家的左口袋放入右口袋而已。并没有给广大的患者带来负担。

不过，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新药的问世，医疗费用的上涨不可避免，当时，由于医疗人员在“精神原子弹”感召下，以较低的收入来提供医疗服务，使得公立医院还能勉强维持。但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大量新技术和新产品逐渐进入中国。中国的财政已经无法养活公立医院了，而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把有限的钱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来发展经济。而到了此时，为了以公立医院为主的制度能够持续下去，就必须给公立医院开拓创收的途径。而此时，看起来不起眼的“以药养医”制度成为了被放出盒子的“魔鬼”

但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大量新技术和新产品逐渐进入中国。中国的财政已经无法养活公立医院了，而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把有限的钱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来发展经济。而到了此时，为了以公立医院为主的制度能够持续下去，就必须给公立医院开拓创收的途径。而此时，看起来不起眼的“以药养医”制度成为了被放出盒子的“魔鬼”。

以药养医成为合法财源

改革开放的新风也吹到了当时的卫生系统，而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已经不能再吃皇粮了，公立医院也要发愁吃饭问题。

1979年，时任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提出“卫生工作重点转移到医疗卫生现代化建设上，建设全国三分之一重点县”。

同年，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接着又开展了“五定一奖”和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的办法，并展开了试点。传统医院管理的弊端在这一阶段逐步显露出来，随后加强医院管理的政策相继出台。

1981年3月，为扭转卫生机构不善于经营核算的局面，原卫生部下发了《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

1985年，被称为“医改元年”，国务院批转了原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卫生事业的新思路：鼓励多渠道办医；对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让利、搞活，实行鼓励创收和自我发展的政策；改革收费制度。由此拉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各地推行承包制、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院长负责制，扩大医院人事、财务和经营管理自主权。

谈到这一次改革，其核心思想可以说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以“只给政策不给钱”为主导思想，和以“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为主要精神的第一次医改，在刺激医院创收，弥补收入不足的同时，也影响了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发挥，使“看病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后患。

不过，在这一阶段，“以药养医”的制度基本也确定了下来，以此形成了西药加成15%，中药加成30%的基本制度。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进一步扩大医疗卫生单位的自主权，力图使其真正拥有劳动人事安排权、业务建设决策权、经营开发管理权和工资奖金分配权。

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示范作用下，一些地方的大型医院还探索了股份制、职工持股、委托经营等公立医院的组织变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

随着跨国药企进入中国的医药代表制度，也给“以药养医”带来推波助澜的效果。因此，“以药养医”在90年代就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1993年5月，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原卫生部原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这番表态随即被上层认为是“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从而使得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非典”冲击波引发新医改

“以药养医”带来的逐利机制，使公立医院偏离了公益性的方向。由于医保制度的保障水平依然很低，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同时也引发了过度用药的危机。

到本世纪初，多数公立医院已经在“以药养医”这条路上行走了多年。据官方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1年间，无论是门诊费用还是住院费用，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份额均维持在44%的水平之上，一些中小型地方医院甚至高达70%。

而与此同时，在公立医疗机构，通过医生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体现的合法收入依然很低，劳动价值通常不得不通过技术以外的“收入”补偿。“以药养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医生行医行为的异化，使得医疗系统日益陷入道德困境。

2003年，SARS事件直接暴露出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现行卫生政策，客观上影响和推动了卫生体制的改革。

而随着“看病贵、看病难”的提出，2006年9月，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新一轮的医改正式启动。

在新医改中，“以药养医”是被作为尤为突出的重点来看待。在2011年，原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要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取消以药补医，理顺补偿机制。

按照原卫生部的计划，到2012年，在300个试点县先行推行落实取消以药补医相关政策，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推开。

不过，虽说如此，彻底取消“以药养医”的举措，只有很少的城市中，很少的医院才进行实施。归根结底，在实施改革的医院中，有很多医院都发现，取消“以药养医”，仅仅依靠政策规划的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是难以养活公立医院的，在几个试点案例中，这些医院损失的加成收入几乎都靠财政大幅度拨款来补足的。

不仅仅是“以药养医”，1月25日被网络刷爆的北京女患者怒斥号贩子视频，又被广大网友转发言辞灼灼传为号贩子与保安及医护人员勾结云云，以上种种，都是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生存状态和劳动付出不匹配而衍生出来的医患信任危机。

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原卫生部和原医改办都消失在庞大的行政部门体系中，而作为新医改的方针之一，取消“以药养医”的改革如何继续，如何改善医疗从业人员的现状，从而保证公立医院这样的社会资源的公正性，还有待政策制定方给出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