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 2013-9-12
在很多医生眼中,“看病难、看病贵”并非是目前医疗领域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过度医疗,反映了目前医疗问题的症结所在。
“看病贵和过度医疗是两个概念。看病贵可能还体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而过度医疗则完全是病人多负担的成本。”9月4日,北京市煤炭总医院郑山海医生表示。
表面上看,医生开出大处方、进行多余检查等行为与其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但背后的制度藩篱却远不止这么简单。
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使医生能在其中“游刃有余”地进行过度医疗,“大诊断”、“大医疗”已经不是个别医生的不良行为,而是普遍现象。
更糟糕的是,现在看来这种制度上的漏洞和缺失完全无法避免。
规则反成无形枷锁
提到过度医疗,很多人都认为医生在其中获得了不菲的利益。
但有的时候,医生的选择也并非出于自愿。郑山海介绍:“现在医院都会要求有医药比例,也就是药品占总的医疗金额之比。北京的三级医院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一般要求医药比在50%以下,即药品价格不超过总金额的一半。”
这条无形的枷锁迫使医生改变行医规则。例如普通感冒,如果开10块钱的药就能治好,但在这个病人身上,药价就占到了总医疗金额的100%。为了达到“50%以下”这条红线,很多医生不得不多开出30块钱的检查费,使药费比例降为25%。
由于医保对支付总额并没太多限制,只是卡着药费的比例,所以很多医生都会用“凑数”的方式来满足要求。
对于医生的大处方,医保部门也有控制支付的手段。一个常用做法是限制药品的用途,规定某类药只能用于治疗某种疾病,并直接嵌入到医院的软件平台中去。例如治疗一个感冒病人,医生无法在软件系统中开出心脑血管用药。
但这一约束同样能够被轻松化解。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我曾见过一个病例,上面罗列了10种疾病。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为了多开药。”
遗憾的是,医院的学术委员会和医保部门无法对医生的诊断细节进行考察,也就无法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诊断行为。
“甚至现在被提倡的‘按病种付费’也没法根治这一现象。每个病种的费用确定好之后,对病种的决定权还是在医生手上。负责支付的医保部门不懂、不敢,也不愿抠这些细节,最终还是成为形式主义。”上述人士表示。
绩效导向:医院“嫌贫爱富”
除了医生的“私利”之外,医院的“公利”也同样导致过度医疗的泛滥。
院长们的业绩压力来源于医院的开支。我国的公立医院虽然属于国家补贴的对象,但实际补贴金额却少得可怜。郑山海表示:“我们医院拿到的政府补贴大概只占到医生工资的10%,而且数额上已经多年没有变动过。”
剩余的90%工资从哪里来?当然要从医院盈利中来。因此,“绩效”成为摆在医院院长面前最头疼的一件事。
郑山海介绍:“现在各医院都在缩减儿科的规模,因为不挣钱。一般小孩生病,父母肯定希望去大的专科医院,而不是普通医院。在北京,儿科诊疗需求大量集中在北京儿童医院,一般医院很少。”
绩效导向的另一个结果是医院“嫌贫爱富”,更愿意接收自费病人。2012年末,北京协和医院等传出拒收医保病人的消息,随后北京市卫生局就对此澄清。不过多位被访医生表示,医保额度用完后,的确会有拒收病人的现象发生。
“北京的医保基金相对较多,因为来自外省的自费病人多,各医院其实都很有钱。”上述人士表示,“但每到年底,的确会有医保额度支付已满的情况。这时持医保的病人就无法享受报销,医院不愿垫付的话,可能就会拒收。”
民营医院在经营压力方面表现更为明显。有的民营医院明确要求医生“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出1000块钱来”,同时许诺医生高额的提成。因此部分民营医院的诊疗和药品费用要远高于公立医院。
整治与掣肘:无效的制度设计
要想杜绝过度医疗的现象,制度设计上并非没有可能。
郑山海表示:“以过度检查为例,国外对大型医疗设备会考核其检出阳性率,即通过检查,是否查出疾病。如果阳性率过低,说明医生的诊断水平有问题。”
国内有一些省份早在2006年就对阳性率有过明确要求,但在执行方面显然力度不够。阳性率也没有成为考核医生的必要指标。
同样,导管、钢板等高值耗材的使用也有着相应规范。各医院规定这类高值耗材必须通过招标后,由设备科统一采购。但在实际治疗中,医生往往更愿意从经销商手中直接拿货,跳过医院设备科这一环节。
更重要的是,高值耗材的使用往往没有规律,设备科如果采购过多而一时用不掉,在账面上会对医院业绩造成影响,所以很多医院对医生私下采购的行为也不加以限制。这一做法带来医疗风险,不过为了追求业绩,医院甚至愿意在出现医疗纠纷时花钱息事宁人。
另外,在对医生和科室的考核上,学术委员会疏于对诊断细节、用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制度执行的漏洞之一。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现医生有不规范诊断的行为,轻则解除劳动合同,重则撤销其行医资格。国内的惩戒力度显然不足。
医保部门同样是规范诊断行为的一面屏障,拒绝为错误的诊断买单,亦能带动整个行业风气。可惜的是,这些门槛没有一道起到应有的效果。
整治过度医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作。有学者建议,可以从公开医院用药和经营数据入手,通过行业和公众的监督来实现逐步完善。“不过现在看来,这样的数据库即使在行业内都无法实现小范围的公开。”郑山海遗憾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