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医药行业有关ADC的各类消息继续扎堆，包括：第一三共与默沙东达成协议，将三款ADC药物授权给默沙东；默沙东终止了与科伦博泰的部分ADC药物合作；翰森制药的一款ADC药物权益被葛兰素史克收购；ADCCRDMO企业药明合联成功通过港交所聆讯；恒瑞医药将两款ADC药物研发和生产权授予默克；宜联生物与BioNTech就一款ADC产品达成全球许可协议；辉瑞以430亿美元收购抗癌药物制造商Seagen，及大量ADC新药研发进展。

ADC正迅速崛起为全球创新药领域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22年，ADC药物的全球销售额约为79亿美元，自2018年以来复合年增长率超过40%，并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增长至647亿美元。

此外，近5年来ADC领域交易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自2022年以来，涉及ADC的交易已超过100笔。2022年，全球共有63笔ADC授权交易，较前一年增加270%。近三年来，全球ADC交易总计涉及金额超过千亿美元。

在全球大药企通过并购、授权及自研等多方式争相布局ADC领域的当下，ADC市场将会出现哪些变化？备受关注国内ADC企业能否抓住机会做大做强？

01 ADC药物百亿美金市场蓄势待发

ADC药物是一种创新的生物制剂药物形式，由通过专门设计的连接子将小分子药物（即细胞毒性有效载荷）连接到生物成分（即抗体）上组成。传统的ADC药物利用抗体与肿瘤特异性抗原结合，将有效载荷输送到目标癌细胞，然后释放有效载荷导致癌细胞死亡。ADC结合靶点选择性抗体及高活性细胞杀伤毒性药物，并显示出与目前的标准化疗相比显著改善治疗窗口的潜力。

自1900年Paul Ehrlich首次提出ADC概念以来，受制于合成技术门槛和特异性抗原发现等技术难题，ADC药物研发长期停滞不前。然而，随着2013年罗氏的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成功上市，ADC药物研发技术终于走向成熟并实现商业化突破。

近年来，ADC药物在研发和临床试验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每年有15至57款候选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据统计，2019年至2022年期间，FDA批准的生物制剂中约15.4%为ADC药物。这些药物在胃癌、乳腺癌、肺癌等众多恶性实体肿瘤中展现出免疫治疗或其他靶向治疗无法比拟的显著疗效。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全球有超过500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涉及222款ADC候选药物。在2023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众多研究展示了ADC药物在临床开发中的重要成果和前景。

目前，全球已有15款ADC药物上市，其中4款在中国上市。据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ADC药物销售额达到22.68亿美元，预计全年将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ADC药物在肿瘤治疗中的显著疗效和广泛应用。

新偶联技术的出现、药物抗体比率（DAR）优化及连接子设计改善等技术的发展，ADC药物的研发效率不断提高。同时，新的连接子设计和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为ADC药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随着全球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对癌症等疾病的认知加深，ADC药物的市场需求也将不断增长。

02 国产ADC优势明显，吸引全球资本目光

作为广受关注的新兴肿瘤疗法，ADC药物涉及到了多个要素的组合和优化，而非单一靶点或机制的创新。中国在ADC领域的优势之一是其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工程师队伍，这使得国内生物企业能够在DS-8201等先进ADC药物出现后，迅速跟进并开发自己的ADC药物管线。此前积累的经验和建立的研发平台可以帮助更快速地推进相关管线，并实现高效的药物开发和生产。

众多国内企业在ADC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如荣昌生物、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迈威生物、康诺亚、乐普生物、多禧生物、恒瑞医药等，2021年我国首个原创性ADC药物爱地希获NMPA批准上市，之后众多ADC创新产品在全球崭露头角。

由于中国在ADC赛道布局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全球资本的注意。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近年来，中国一直是ADC对外授权交易的主要授权国，2022年-2023年5月期间，共达成35笔交易，美国同期贡献25笔交易。在全球市场上，中国ADC开发交易占据突出地位。

国内ADC也在力图通过出海谋求更多商业化收益。据中信建投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已有8个ADC项目完成出海交易，和2022年一整年交易数量持平。其中科伦博泰3次授权默沙东9款ADC产品，交易金额超118亿美元，刷新中国创新药出海记录。2022年我国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TOP10中，ADC项目占据6席。在靶点上，出海ADC的靶点也主要集中于热门靶点，如HER2、Trop2、Claudin18.2等。

从目前国内研发布局来看，在靶点和适应症方面已经出现扎堆的现象，这对于具有先发优势的企业较为有利，但对于进度靠后的企业则价值有限，就算最终药物研发成功也存在较大的商业化风险。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国产ADC吸引了资本的大力押注，但核心技术和差异化优势依旧是取胜的关键，企业应在研发上持续探索，做出“First-in-class/Best-in-calss”的产品，才能突出重围。如乐普生物用于复发性/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靶向EGFR的ADC药物MRG003；百利天恒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EGFRxHER3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BL-B01D1等。

03 与PD-1相似？ADC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现在的ADC赛道与过去的PD-1或许有些相似。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的代表性产品，PD-1自2018年首个国产产品上市以来，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对于PD-1前景的过度乐观导致了不成熟的投资决策，给一些公司带来了教训。而ADC作为一类药物，有着更广阔的想象空间，DS-8201并非是ADC前行的唯一通路，ADC领域仍然能够走出差异化之路，国内外企业和资本也对ADC的未来信心满满。

然而，从已批准药物和开发中的候选药物来看，新一代ADC的特异性和细胞毒性虽然比前几代产品更好，但在开发ADC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挑战，包括药代动力学的复杂性、肿瘤靶向和有效载荷释放不足以及耐药性。

有数据显示，目前已有92个经过临床试验后停止开发的ADC药物。一些ADC企业也正在经历砍管线、裁员甚至合并。今年5月，成立于2011年的ADC Therapeutics宣布停止ADCT-212和ADCT-701研发，并裁员54人。ADC领域先行者艾伯维已终止了5款ADC药物研发。这些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多是技术不成熟、竞争格局改变或资金紧张等。

当前，ADC赛道的内卷也让众多行业人士预测，双特异性抗体技术的进步将为ADC创新带来了更多可能，与单抗ADC相比，双抗ADC或许能解决单一靶点的耐药性问题，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非特异性杀伤。此外，双抗ADC相对与单抗ADC有更强的内吞效果，抗肿瘤效果也会优于单抗ADC。

海内外均有药企在布局双抗ADC。不难看出，双抗ADC市场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截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已上市的双抗ADC，进展最快的双抗ADC也只进行到临床二期。双抗ADC药物的研发，对于布局ADC较晚的药企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关于下一代ADC演进方向，多数专家认为将会是以现有ADC技术为切入点，通过对有效载荷和linker的进一步优化，通过增强ADC稳定性、提高毒素“利用率”、拓展新毒素等途径，增加ADC疗效，克服耐药性。

企业可以选择差异化靶点，也可以通过差异化适应症在ADC领域赢得一席之地。此外，ADC药物从靶点、抗体、linker、毒素等每一环节都具备创新空间，药企还可以通过差异化ADC设计来实现ADC药物迭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ADC的制备过程的复杂性也意味着更高的进入门槛，未来ADC领域的竞争格局可能好于PD-1。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ADC开发的各个阶段都充满挑战，包括发现、研发、生产等各个环节，因此外包已经成为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必然选择。此前东曜药业就终止了HER2ADC的研发，选择全面转型为CDMO。目前，在全球获批准的15款ADC药物中，有13款由外包服务提供商制造。就在近日，专注于偶联药物外包服务的CRDMO药明合联通过港交所聆讯，公司冲刺港交所主板上市，近在咫尺。

在全球ADC大潮下，国产ADC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毫无疑问，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需要企业不断探索新的技术、新的靶点，以及更加有效的药物组合，通过持续创新才能获得更多收益。与此同时，ADC药物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研发生产需求也将为CDMO行业带来机遇，技术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强的研发生产外包服务商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