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28日，随着国家药监局局长李利赴三明调研，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三医”部委均已推广三明模式，释放了强烈的医改信号（依照时间倒叙）：

5月27—28日，国家药监局局长李利强调：药品监管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三明医改经验，强化改革创新意识，继续完善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为医改贡献更多药监力量。要加强医疗机构药械质量安全监管，督促医疗机构健全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药械使用环节安全。要持续优化药品供给，推动仿制药质量不断提升，加快新药好药上市步伐。要坚持对集采中选企业全覆盖检查、集采中选产品全覆盖抽检，严防严管严控安全风险。要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体系能力建设，提升药品监管效能，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

5月24日，国家医保局公布《关于进一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推动医保工作创新发展的通知》，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在已公开的文件当中，首份在全国医保体系统复制推广三明医改的专题文件。针对外界“医保局孤军奋战推改革，与卫健委、医院协同性差”的质疑，国家医保局大大方方亮明态度，要求各级医保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最高领导人重要指示，因地制宜，加大医保改革力度，不断完善政策、强化管理、优化服务，在持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的同时，有力促进“三医”协同与改革发展，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点击本文字，了解文件全文与独家解读）

5月23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广福建三明医改经验”。通过发布人选择，着力破解外界对于“三明医改复制推广难”的顾虑与偏见（请点击本文字，了解会议实录与独家解读），涵盖：

中央部委：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薛海宁（分管医改督导评价）；

省内推广（从三明市到福建省）：福建省卫生健康委主任杨闽红；

省际推广（东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明康；

省际推广（中部地区）：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伟营（虽然分管副市长为张琼，但破格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

省际推广（西部地区）：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明岩。

笔者认为，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这一里程碑式大会即将召开，“全面深化改革”总号角即将吹响。在民生保障领域，在过去10年内，三明医改遥遥领先，是全面深化新时期医改的最佳样板，诸多全国首创经验如今已应用到全国医改的大浪潮中。（请点击本文字，阅读解读三明医改高层决策、前沿趋势的万字长文）：

在卫生改革方面：三明市在全国最早实施无效“神药”的辅助用药重点监控、高风险医生约束；在全国最早实施“腾笼换鸟”，将反腐与招采省下来的钱，一部分用于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在全国最早实施县乡村一体化的总医院改革（是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的前身）；

在医保改革方面：三明市在全国最早成立医保局（是国家医保局的前身）；在全国最早实施针对“带金”销售药品的“二次议价”“两票制”限价；

在反腐政策方面：三明市全国最早在医院开设廉政账户，鼓励医生缴纳回扣；

在其他配套改革方面：三明市在全国最早实施面向公立医院“关键少数”“关键岗位”的绩效考核改革，在全国最早实施公立医院“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绩效工分制”的薪酬改革。

2024年，恰逢新医改实施15周年。在陕西神木（“免费医疗”）、江苏宿迁（“基层医疗市场化”）等医改明星城市熄火蒙尘之后，在部分地区的医改典型市县转为低调之后，三明医改之所以能一直屹立不倒，且不断推陈出新，本质上，是深入贯彻落实了最高领导人早在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到的“敢为人先”四个字。

在国家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中央部委的支持下，在历任福建省委书记、三明市委书记支持下，在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詹积富奠基下，在现任副市长张元明团队推动下，三明医改团队既带着一股偏远山区、革命老区、老工业基地人、“一无所有、一往无前”的闯劲与莽气，又带着一股基于世界银行资助医改示范区、“要做就做全国第一”的韧劲与傲气，更带着一股东南地区熟人文化既有的政治嗅觉与商业思维、“干一行、会一行”的巧劲与匠气，助推中国医改淌过沼泽地、赶潮滩等深水区，乃至推向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战略无人区：

2012—2014年（反腐败阶段）：当全国还沉浸在大中小医疗机构“院区/设备扩张”、医药企业卖货到“基层蓝海市场”，三明市已经开始烈士断腕、割骨疗毒，以短期改革的医药、医疗阵痛，换来长期的风清气正；以存量改革的反腐整治，换来增量改革的医疗质量；

2015—2017年（促医疗阶段）：当全国还纠结于医改究竟要追求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大部制改革究竟要走向“大健康部”还是“大社保部”，三明市已经放弃无谓的主义之争，开始对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实施精细化、定量化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关键人”绩效考核改革、全体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虽然一度走过短暂的“大锅饭”“过度医疗”弯路，但三明医改人没有退缩，以年为单位开展干部考核、以月为单位出台重磅政策、以周为单位修正操作细则，最终平稳度过了第二阶段，超前全国15年以上实现了医改“三回归”目标——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2018年至今（保健康阶段）：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隔20年隆重召开，最高领导人要求“健康中国”建设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型到“以健康为中心”，《“健康国策2030”规划纲要》中央文件颁发，为今后20年“健康中国”战略擘画蓝图。在认真学领会中央精神、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详细论证之后，三明决心在县域建设健康管护组织（医防融合的县域医共体升级版），并且在十多个市级委办局树立健康优先的政策导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构建新时代全民健康保障体系。

令人深思的是，当三明医改3.0版（保健康阶段）已经形成一系列制度性成果（比如：县域内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医务人员接受健康导向考核并领薪、医保基金结余保障健康服务），全国其他地区的医改仍有差距，三明医改复制推广使命任重道远。

值此“三医”部委一周内密集推广三明医改之际，本编辑部重新刊发《南方都市报》对三明医改的制度史记录。让我们通过洞察三明医改的一线改革秘辛、高层决策逻辑，可以用国家健康治理模型助推各地医改纵深推进，进一步完善治理架构、优化治理机制、丰富治理工具箱、顺应治理周期律，最终达致全面深化医改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

标题

三部委一周连推三明医改，

高层决策+一线秘辛揭示遥遥领先规律

原标题

三明医改始末：

一个地级市的自救如何上升为国家战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正文

2011年，福建省三明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启动医改。

十几个部门的中坚人员聚在一起，他们清楚地知道问题和痛点，沿着问题捋顺政府责任和医院定位，打断药品耗材的链条，提高医生阳光收入。但也因此，这个看似“不复杂”的医改遭到各方压力、几近夭折。

不过，在三明市委市政府进京汇报之后，三明医改的道路越走越宽。2016年—2017年，中央深改组先后三次听取并肯定三明医改经验。2019年中央深改委第9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总结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多方护航下，这个山区小城趟出的道路正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场“自救”：不改革就崩盘

了解三明医改的人都说，“这是一场倒逼的改革”。

三明是座老工业城市，被福建中北部的群山挤在中间。2010年，当地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缺口高达1.4亿，次年，亏损扩大到2亿以上，占财政收入的14.42%，这已超过一个地级市能承受的极限，财政无力负担，若不改革就是崩盘。

早在1997年，中国就启动了医疗改革，但改革未能触及根本，各地的医保基金也在无形中消耗。这段时间的中国出现一种悖论：经济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却看不起病。

2009年，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有了前车之鉴，很多地方不敢尝试，医改试点只能“点名落实”。不属于第一批17个试点城市的三明，原本只需跟着全国的改革步伐一起走，等着试点城市有了经验再做选择。

三明医改团队接到市委主要领导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减少亏损5000万元”。可究竟要怎么改，谁也不清楚。

2012年春节假期后不久，三明市发改委、卫生局、人社局、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分管领导和科长聚在一起，召开第一次医改动员会，要求每个单位挨个发言。会议现场有的领导念了材料，有的由对应科长发言。

现任三明市卫健委副主任的于修芹也参加了那场会议。当时，他是医政科科长，管的就是医院运行、医疗质量与安全。于修芹记得，自己讲了药价虚高、药品回扣，老百姓对看病贵意见很大等问题。

会议明确了初步改革方向：医改要做到“三个回归”：

公立机构回归到公益性质；

医生回归到看病角色；

药品回归到治病功能。

一招扭转医保基金亏损局面

其实，三明此前也尝试过自救。2011年，在市财政局社保科工作的徐志銮和同事核对报表，发现医保金收不抵支存在危险。他们分析认为，个人账户55%的划入比例偏高，应加大统筹基金划入比例，以此避免基金枯竭。

结果政策发出后全市骂声一片，公众普遍觉得个人利益受损。三明市政府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徐志銮记得，当时有人直接冲到办公室，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要求改回去。

除了公众的反对声，更重要的是，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保金亏损。现在看来，于修芹的发言确实点出了医疗体制存在的真实问题。或许也是因此，于修芹被时任卫生局局长安排加入到医改团队。

减损5000万元的任务交给了卫生局，局长让于修芹出方案。“我说那很简单，”他把22家公立医院院长叫到一起开会，“市政府给我们一个任务，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分呢？”最后各家医院按2011年的业务收入分摊解决，这是以往解决这类问题的惯例——然而，这个方案被打回去了，“太简单了，不能这样改”。

与之相对，三明医改团队达成共识：医保基金的过度消耗与药价虚高有很大关系，要把第一枪打向了“万能神药”。

所谓“万能神药”，大多是营养性、辅助性用药，这些药价格不低，回扣空间也大。为了遏制“神药”的滥用，2012年3月，由于修芹等人制定的药品重点监控目录推出，第一批共129种药品被纳入监控范围，多是单月使用量超过30万元的品种。

制定目录后，配套规定很快出台。周显葆介绍，重点药品监控后要求，医院使用这些药品必须实名登记，主管部门会组织专家分析，如果用量过大或用药不合理，就要对医院批评教育并扣除医生奖金。

目录制定者们也没想到，这招一针见血。4月20日，监控目录落地，当月药品支出下降1673.03万元，这相当于三明全市用药金额的四分之一，若按全年计算，光这一招节省下来的药费几乎可以扭转医保基金亏损的局面。

“我们也没敢想会达到这样的效果，这说明有监管和没监管差别大了。”于修芹分析，“我们只要有监管，医生用药也很谨慎，被盯上就不敢用了。”

阻力初现，限价采购夭折

医改的一大关键，就是让政府缺失的责任归位。但当务之急，是先挤出药品水分，除了打击神药还要压下其他药品的虚高价格。在监控目录落地的同时，另一项的计划继续跟进。

此前，药品采购由医院自主进行，后来权限收到省一级政府。但省一级政府集中采购，药价依然偏高。三明医改团队想到，应在政府招标的基础上，与厂家二次谈判，他称之为“限价采购”。

但在当时药品招标权限并未下放，为了不逾越政策，他们把二次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原有的招标目录中。围绕谈判品种，从各家医院抽调的十几名专家在市政府六楼会议室争论、筛选了两个通宵，最后圈定2000多个品规的药品。

一个无奈的细节是，尽管在会前就收掉了每个人的手机，还请来纪委现场监督，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不出意外，“限价采购”首次尝试很快叫停。有人感慨：“这说明利益集团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来了。”

早年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医院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药品进销差价，这是医院赖以生存的关键，也是以药养医的开始；而限价采购、打击药价，医院、药企的利益收入都会大打折扣。但对患者来说，药价水平则是真金白银的负担，以药养医模式下衍生的过度用药还会造成身体损害。

徐志銮说，时任市领导很爱用灯盏花素举例子。以前每到秋季，很多老人就去医院排队疏通血管，灯盏花素是很常用的“神药”。当时三明几家医院主要用两家企业三种规格的灯盏花素，进价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而从销售情况来看，更贵的两种灯盏花素更受“欢迎”。

兜揣秒表，卧底医院

十八大以后，反腐频频登上热搜。三明也迅速启动医药领域的反腐。错误的制度设计导致医院和医生走上以赚钱为中心的逐利之路。在打击腐败的同时，医改团队开设廉政账户，鼓励医生缴纳回扣。

但在打击药价的同时，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三明22家公立医院出现了15%的亏损。“改革肯定要考虑以后怎么提高医生待遇。”年初的那次动员会也谈及了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合理提高服务价格，以优化医院收入结构，提高医务人员收入，把灰色收入变为阳光收入。归根结底，是让医生不再靠卖药生活。

关键是，怎么调？包括物价部门在内，各个部门负责人都在摇头。最后，时任市财政局社保科科长徐志銮被点名，承担这个任务。

调价首先要科学衡量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这是一个难题。当时四十多岁的徐志銮，家里也压力很大，父母正在轮流生病住院。带家人看病成了他“卧底”医院调查的机会。

作为“患者家属”，徐志銮晚上和周末基本都泡在医院和医生护士聊天，问他们工资多少，绩效怎么核算。蹲点也让他了解到，其实有灰色收入的医生只是少数，95%的医护人员只有微薄的工资。这更体现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的必要性。

为了确定医生的工作量，他和同事经常揣着秒表到门诊部，站在诊室门口数患者数量和就诊时间。

他们还对医院做了资产调查：把各个科室各个项目的资产构成、收入构成、诊查费标准等逐层剥离出来。经过近一年的摸底调查和测算，医改团队拿到了丰富的真实数据，原始表格堆在地上跟茶几差不多高。据此，他们给出了调价方案。

调价就是鬼门关

调价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腾笼换鸟，取消“药品加成”，把药费收入置换为医疗服务收入。对患者来说，总体负担维持不变。

但在实践中，这又十分敏感。医疗服务价格多年未动，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数字，各地都不敢开第一枪。有地方调整医疗服务费用一度引发患者抗议，政策出街次日便宣告作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后来把三明医改调价形容为“鬼门关”。

2012年底，医改团队根据业内公认的标准（主任医师工资应该在社会平均工资的3—5倍），倒推出主任医师的门诊挂号费要从7.5元涨至60元。为了避免大幅调价增加公众负担引起反感，他们决定分步调整医疗服务费用。

调价工作原计划从2013年1月1日执行，但到2012年末，徐志銮母亲的病情迅速恶化，调价前的最后测算交接给他人完成。老人在2013年1月1日去世，2月1日，三明首次上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80项医疗服务挂号费从7.5元上调至25元。

伴随调价落地的，还有一项关键改革：从院长开始，到各级医护人员相继开展年薪制改革，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也进一步降低医院对“挣钱”的需求。

“当时我不理解这个理念，现在回过头来看，制度理念很简单，政府管院长，院长管医生。”周显葆说，政府建立考核体系，院长把任务分解到各个岗位，带领团队落实，最后根据考核情况核发薪水。

改革还在继续，下一步是打通医保系统。当时，人社部门管理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卫生部门管理新农合。业内早有打破碎片化的呼声，但从中央到地方都难以达成共识，就医疗保险由人社部门管还是卫生部门管打起了拉锯战。

但这也是必须要走出的一步。合并医保管理系统涉及基金运行效率，更重要的是，医保管理者应当是参保人的代言人，帮参保人谈判议价，达成任何一个个体所不能达成的目标。而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医保管理机构。

由于当时全国尚无地方成立医保局，当时的卫计委、人社部都不同意在对方下面设立新部门，三明市找到折中的办法——把医保暂时交给财政部门管理。“直接把钱交给管钱的机构，这种操作回避了利益纠葛。”时任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春晓评价。

2013年6月，三明整合全市24个医保经办机构，组建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挂靠财政局。徐志銮成为新机构的负责人，“我一个科长，一下子管几百号人，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们重新捋顺医保管理体系，扁平化管理，按照报销、稽核、支付等设置流水线式的管理制度。此后数年，跟医保有关的政策均由新成立的医保中心研究提出，再交由财政局签发。

“一定要顶住方方面面压力”

改革过程中，三明医改团队在办公室里挂出一幅标语：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改革的风险和阻力贯穿三明医改全程，“三明医生都跑了”“三明无药可用”“三明没有好药用了”的流言几次出现，关于医改团队成员的举报信也是不断。

随着改革动作越来越大，三明医改的政策和数据引起上级关注。2013年夏天，福建省提出学习三明医改经验，但下半年情况陡变。面对钱从哪来、无药可用、数据造假的质疑，2013年底，福建省派出两个调查组赴三明，一个审查医改数据，一个审查医疗质量。

经历过那次审查的人回忆，在新成立的医保中心，检查组分成药品、政策、财务、征缴四个小组逐一审查。“这么低价的药能用吗？”“效益真是通过改革得来？”

面对暴风骤雨的追问，医改团队成员一度陷入困顿，烟点了一根又一根。“吸烟肯定不好，我们那几年实在没辙了，你要考虑这些问题，想不通的时候要抽烟，做政策的时候要抽烟，”徐志銮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笑着说，“我们团队每个人都是烟鬼。”

还有时任福建省政府领导（后来已经因腐败落马）传话过来：何苦得罪那么多厂长，何苦得罪那么多院长，何苦得罪那么多大牌专家，何苦得罪那么多医药代表？

回忆起这段经历，亲历三明医改的人都强调，时任市委书记、市长的支持很关键。在市委市政府的充分授权下，与医药、人社和卫生等有关的职能部门均交由同一名副市长分管。

三明很多关键改革文件都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出台的。三明医改初期曾出过100多个文件，其中不少都没有上到市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讨论。医改专业性很强，涉及的政府部门间也存在利益博弈，有人开玩笑，如果上会讨论，“5页就剩下3页，前面指导思想，后面组织保障，中间全砍光了”。

时任市委书记邓本元卧病后，也仍然放心不下三明医改，叮嘱道：改革绝对正确，一定要顶住方方面面压力，站在改革的进程上，要有快有慢，要懂得迂回，要懂得策略......

如果按材料读就完蛋了

就在改革者们陷入困境时，转机出现了。事实上，三明医改一直受到财政系统的关注。时任福建省财政厅社保处处长的余增长多次将三明改革情况汇报到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三明市的举措和数据也引起了财政部的兴趣。2013年8月，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来福建调研，专门给邓本元打电话，请他到福州介绍医改情况。紧接着的9月，财政部又派调研组到三明，并形成医改专题调研报告。

在这份后来对外公开的报告中，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评价，三明医改令老百姓、医疗机构、政府三方满意：人均出院费用下降，门诊费用持平，医务人员收入增长，医保基金扭亏为盈。但由于部分改革措施是三明市“单兵突进”，导致其陷入“改革孤岛”。报告建议，三明模式值得总结推广，尽快纳入国家试点。

这份报告也在年底登上《财政简报》送至各地和有关部门。据媒体报道，就在简报签发前后，国务院举行医改有关会议，社保司副司长参会前打印了6份第40期的《财政简报》，在会上呈送给国务院领导，国务院领导对其作出批示。

自此，三明医改进入中央视野。201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三明医改团队接到那通来自北京的电话，第一次走进中央，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院长和教授，都是医改领域的专家。会议时间很紧张，前边发言的专家用了不少时间，后边发言的专家基本都控制在5~10分钟左右，很快轮到三明方面。

整个三明医改团队有个习惯，发言从来不看稿子，“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这引起时任分管医疗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注意。一问一答间，他一人就汇报了三四十分钟。

冬天的北京天黑的很快，会后时任刘延东直接找来，让回福建后向书记汇报，“我过几天就到你那边”。不料，还没回到三明，省里就来了通知，刘延东副总理要来三明考察。

讲话稿可以定了

2014年2月18日，刘延东抵达福建。改革者们回顾这段经历时都说，这次调研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但在当时，他们还要经历考验。

困顿多年的医改突然有了新突破，换谁都要打个问号。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调研就是要考察呈报材料的真实性，因此，刘延东到福建的讲话稿一直都没有定调。

于修芹和周显葆记得，调研组并不按照他们提供的路线走，而是随机抽点去看。他俩跑在前边踩点，却发现调研组去了别的地点。考察最后一天，调研组要求去沙县医院考察，这家医院本不在行程上，院长还在外边办事赶紧跑回来汇报工作。

当天，随行的工作人员终于明确，讲话稿可以定了。新华社刊发的通稿显示，刘延东肯定了福建省医改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强调，要扎实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牢牢把握公益性方向。

此后，医改之路顺利很多。下半年，三明医改团队被请到财政部汇报，上午给楼继伟讲，下午给副部长余蔚平讲。从9点到12点，楼继伟几乎没有打断，这么长时间的汇报打破了财政部的惯例——通常不会超过15分钟。此后，楼继伟和时任卫计委主任李斌给中央写信，建议推广三明经验。

2016年2月17日至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来到三明考察，并充分肯定了三明医改的成效。他送来一副题字，上面写着“敢为人先”。

也有人关注到，这次考察亦有深意，北京来的教授顾不上吃饭，一直在核算数据......后来被外界所知的是，在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福建省三明市作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情况汇报。

再接下来，2017年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又一次谈及三明医改：现在看，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明显的，要注意推广。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建立纠偏机制很重要”

有了中央的“保驾护航”，三明医改顺利许多，但改革者们没有放松。

医改团队每个人从不关手机，他们都知道，随时会被召集开会讨论，会后立即起草相关文件。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成了市政府二楼某间会议室的常客，晚上和周末也经常开会。

“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改革前期几天就出一个文件，到后期以后出文件就相对比较慢了。”周显葆回忆。

2015年，三明医改团队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韩启德院士讨论到医疗总费用增长的问题。医保虽然要控费，但没有合理的增长也会制约医院发展，业内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控制在10%以内。当时，三明的增长率下降到2.5%。

从北京回到三明当晚，三明市确定第二次医疗服务调价，诊疗费由上一次的25元上调至48元。

整个团队运转迅速，同时也有很好的纠偏机制。有的文件发出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又废止了。周显葆介绍，每个文件发出后，他们都会综合分析效果，如果不合适马上调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建立纠偏机制很重要。所以三明医改能多次摸石头过河，能形成成熟的经验做法。”周显葆说。

为了跟上医改的步伐，团队成员也在补课。徐志銮常说，自己47岁才开始学医学药。财务出身的他从未接触过医药专业，为了了解医改涉及的每种神药，他买了本药理学，每次会后对着笔记查资料。

2016年中，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要求，福建省将成立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决定把三明医改的经验复制到全省。在此前夕，三明市率先一步成立医疗保障局。从“中心”到“局”，医保系统有了独立了行政机构，可以单独出台改革文件。这也是未来将要成立的国家医保局原型。

以健康为中心

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对三明来说，经历了“治混乱、堵浪费”，“建章程、立制度”，又捋顺了政府责任、机制体制等，此时正需要转入“治未病、大健康”阶段。

传统意义上，预防医学管防病，临床医学管治病，医防融合的难点就在于打通二者的边界。“医院都没人来了，医院是不是要关门了？”

有了前面的成功，三明做出更大胆的尝试：把每个县的村卫生所、社区卫生站、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医院、县中医院等整合成一家“总医院”，下级医院的人财物统一交由总医院院长调配。以此明确谁来负责老百姓的健康——这些机构被称为“健康管护组织”，负责辖区内所有人口的健康。

三明每个受访的医护人员谈到这项改革都会说，现在上下级医院是“一家人”的关系，这打破了优质医疗资源聚集在上级医院、患者也喜欢往三甲医院跑的局面。

为了提高医院从事预防的积极性，按照测算结果，每年医保把资金打包给每家总医院，结余的钱不再收回医保，而是留给医院用于工资和发展等。而结余资金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公众做好预防工作，减少看病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总医院的竞争性、避免吃大锅饭，群众可以选择自己的健康管护组织。患者在其他医院看病的费用，也要由所在的总医院负责，这种情况下，每家医院都有了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医疗质量的压力。而政府要做的，就是监督、考核总医院的健康管护效果。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疾控系统改革备受关注。2019年末，三明市更进一步，在总医院设立“医防融合办公室”，纳入各级疾控中心。这打破了医院和疾控的壁垒，让这两类机构共同完成慢病管理、流行病学调查、健康知识普及、医务人员培训、医养结合等工作。

据介绍，各级疾控中心也会派驻专员到医院公卫科办公，需要帮助和互动时，可以马上联络。而在以前，这并不容易。

“以前是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三明市第一医院公卫科主任郭华表示，改革以后，疾控中心会定期为医院提供传染病数据，也会帮助医院检测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控制率的权威报告。这可以帮助医院判断，当前哪些疾病需要加大关注力度，哪些慢病管理中的危险因素需要提前介入干预。

“医疗领域的改革任务

还是任重道远”

2018年2月28日，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强和优化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文化、法律服务、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职能，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半个多月后召开的全国两会公布正式方案，其中包括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前者的成立正是源自三明的探索。

为了在全国推广三明经验，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两次调研并出席医改推进现场会。国家医保局成立后也动作频频，通过集中带量采购，让多种常见药品和耗材价格大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