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导致药企难以制定长期战略。但即便如此，不少大药企仍未偏离今年的并购战略，多家制药巨头高管坚称将专注于既定计划。

BMS首席执行官在电话会议上明确表示，业务拓展仍是公司首要任务。该公司计划在2027年底前再削减20亿美元成本，叠加去年公布的15亿美元裁员计划，这笔资金将为其开展业务拓展提供“财务灵活性”。

另一边，默沙东已在承受现行关税政策的代价。即便医药关税尚未落地，该公司预计美中、美加墨现有关税将带来2亿美元增量成本。不过，默沙东与BMS一致，称业务拓展是优先事项。

艾伯维虽未在财报会上详述并购战略，但首席执行官指出，由于缺乏关税政策细则，推测具体影响为时尚早。

罗氏首席执行官表示，公司仍将“聚焦科学价值与财务可行性”评估交易，但也称若关税真正实施，“全行业并购交易的财务可行性将更难实现”。

交易并购仍是提升研发回报的重要途径。德勤数据显示，2024年外部引进资产在晚期管线中占比升至61%，较上年提升2个百分点。过去数年间科技与科学飞跃，无论是新治疗模式还是新作用机制，都使得企业更倾向通过外部交易加速创新内化，而非仅依赖自主开发。

从多方面来看，大制药企业从小型公司引进有潜力的在研管线候选药物是合理的做法，然而，过度依赖外部创新也存在弊端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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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高

受《通胀削减法案》(IRA)影响，大药企亟需通过并购补充新管线。比如，去年两大畅销药Keytruda和Ozempic，均面临销售威胁。默沙东的Keytruda即将遭遇专利悬崖，而IRA的价格谈判可能侵蚀Ozempic利润空间。

其他企业同样面临挑战：研发成本攀升叠加关税波动、价格谈判、经济衰退阴云及政府医保机构大规模裁员等外部因素，持续为行业注入新变数。

在应对飙升的研发成本和被“deadline”追赶的同时，制药企业还需满足市场的期待，推动新的突破性疗法。如此压力下，MNC将重点从内部研究，转向收购初创、小型Biotech的创新资产。

优势显而易见。首先，这降低了早期研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通过收购具有概念验证的资产，企业可以规避多年的试错过程。

例如，罗氏在2024年12月以27亿美元收购Carmot Therapeutics，获得GLP-1/GIP双靶点激动剂CT-388和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CT-996，无需经历艰难的早期开发阶段，就成为GLP-1赛道中差异化竞争的重要角色。

在快速演变的行业中，收购可使药企在满足患者迫切需求的同时保持竞争力。通过平衡内部研发与外部收购，整个行业能在速度、成本效益和创新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此外，收购带来的速度和灵活性使药企能迅速调整方向，获取应对健康新威胁所需的技术或疗法，从而拥有快速应对突发健康危机的能力。

可以说，这些交易并非意味着放弃创新，而是将其中波动最大的环节外包给更具执行力的小公司。

对于Biotech而言，他们通常更擅长高风险的前期研究，却缺乏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和商业化的资源。通过交易，大型药企能与其在监管审批和全球市场开拓方面的专长形成互补。进而，患者能更快获得尖端疗法，投资者则能加速实现回报。

但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大额交易案例不多。

IQVIA数据显示，2024年十大并购交易中，仅有2笔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而2023年有4笔;2023年有7笔并购交易额在5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2024年则没有此类规模的交易。平均交易额也从2023年的12.26亿美元下降到2024年的10.05亿美元。

由于关税政策加剧了交易风险，企业也更倾向于短期合作(如授权引进)而非直接收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收购外部资产能带来短期收益，但过度依赖这种策略将动摇真正创新的根基，并引发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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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不良

Biotech管线并非取之不尽，收购竞争推高成本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强生2025年1月以146亿美元收购Intra-Cellular Therapies，默沙东2023年斥资108亿美元收购Prometheus Biosciences强化免疫管线，辉瑞2023年430亿美元收购Seagen布局肿瘤领域。这些交易的估值高于市场预期，可能会形成依赖炒作的资金循环，一旦预期落空将重创投资者和创新生态。

关税政策下，药企更倾向于收购具有明确临床优势或市场独占性的资产(如GLP-1类药物、新型作用机制药物)，这类资产因稀缺性可能被进一步推高估值。

并购之后未能取得预期，或者无法消化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拜耳至今仍在为多年前收购孟山都的交易“擦屁股”。据西班牙《起义报》网站2025年4月的一份报道，因旗下草甘膦除草剂对使用者健康造成不良后果，拜耳将受到近21亿美元的处罚。

草甘膦除草剂来自美国种子公司孟山都，拜耳于2018年以高达630亿美元的价格对其完成收购。此后，拜耳一直被困于“草甘膦致癌丑闻”中，单在2019年就被判赔偿了109亿美元。至今，拜耳在美国因该除草剂已经输了10多起诉讼。

根据3月拜耳发布的最新年报，截至2024年，拜耳为应对草甘膦诉讼计提了59亿美元的准备金。首席执行官承诺“2026年前大幅降低法律风险”，但公司预计今年利润将进一步缩水，股东也表示很焦虑。

急于赶在修美乐专利到期前续上新产品的艾伯维，也因收购栽了个大跟头。

2016年，艾伯维以102亿美元收购了肿瘤药企Stemcentrx。然而，在完成收购后不久，Stemcentrx的新药Rova-T在II期试验中表现不佳，客观缓解率仅为16%，中位生存期缩短至5-6个月，迫使艾伯维放弃了为其申请加速审批的计划，并叫停了这项研究。

2017年，强生用创下公司史上最大规模交易的记录——300亿美元收购Actelion，试图将“肺动脉高压(PAH)”纳入自己的业务组合 。但这笔交易被SVB Leerink分析师评价为一项非常糟糕的生物制药收购案例。

当年1月，强生通过该笔收购获得的核心产品Opsumit在艾森曼格综合征患者中进行的III期试验失败。2023年9月，经过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的中期分析与判断，强生叫停了Opsumit在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患者中进行的另一项III期试验。

抗生素cadazolid和多发性硬化症疗法ponesimod，是上述交易中强生获得的另外两款产品。前者已消失在强生的在研管线中，后者在2021年以Ponvory商品名获得批准，用于治疗复发型患者。2023年12月，Vanda收购了Ponvory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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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拥挤

上述关于默沙东收购Prometheus，辉瑞收购Seagen等项目的预期价值占比明显失衡，但也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即市场仍愿为创新支付溢价。但矛盾的是，在一项调研中，仅32%的生物制药高管表示会优先考虑突破性创新，而非仿制类“维持型创新”。

数据清晰表明，企业需在确定性项目与高风险高回报的颠覆性研发间寻求平衡：既要推动短期增长，又要追求突破创新。

因而，大型药企争相追逐肿瘤、罕见病、GLP-1等少数“热门”资产。

德勤的数据显示，2024年外部引进资产在晚期管线中占比升至61%，较上年提升2个百分点。德勤咨询生命科学研发战略主管Kevin Dondarski指出，“大部分增长动能来自少数高价值、超常规资产，主要集中在肥胖治疗领域”。

通过对研发投入前20强药企晚期管线内部收益率的分析，德勤的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前20大生物制药企业的研发回报率升至5.9%，较前一年的约4%持续保持同比上升趋势。但若剔除GLP-1类药物的影响，平均回报率将跌至3.8%。

部分领域过度拥挤，而抗微生物药物、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高需求治疗领域却遭冷遇，行业多样性正在消失。

另一方面，由于将管线转手MNC，被Biotech视作现阶段退出的优选路径，因而可能会促使科学家和创业者以被收购为目标进行短期科研。这种思维转变，将引导科研走向追求退出而非实际影响的歧途。长远来看，这将使顶尖人才从解决重大复杂问题转向快速模仿模式。

当药企将资源投向收购而非培养自有研究团队时，可能会丧失实现突破性发现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长此以往，行业独立解决未满足医疗需求的能力将逐步退化。

更重要的是，整合外部资产面临从文化冲突到目标错位的多重挑战，可能导致监管失误、试验延误或管线策略冗余，这些低效问题甚至会导致有前景的疗法被放弃。

制药行业必须优先考虑可持续创新而非快速获利，才能确保应对未来复杂健康挑战的能力。若不能保持平衡，推动医学进步的核心动力将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