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有关降低美国处方药价格的行政命令。这道命令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全球医药市场的震动，对美国国内医疗体系、制药行业乃至全球医药市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对中国整个医药行业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噩耗”。

美国的高药价之殇

行政命令签署后，在资本市场上，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各大MNC不仅没有因此大崩盘，反而股价迅速拉升，跌幅收窄并转涨。

有分析人士称，主要原因可能为“这项行政令措辞模糊，几乎没有具体实施细节。”的确，该项行政命令确实未对如何降价作出具体实施细节，能不能推行得下去还需打个问号。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提出“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在第一任期内，他曾尝试实施类似举措，涵盖部分癌症药物和联邦医保项目中的高价药物，但由于药企起诉，该措施最终被法院驳回，拜登政府也未将其延续。

特朗普不断出手整治美国的药价问题，主要还是因为美国药价实在高得离谱。

美国政府问责局曾主动开展了一项国际药品价格研究，针对2017年美国Medicare的Part D计划中支出最高的20种处方药品，选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4个国家2020年价格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美国药品零售价格水平为其他国家的2-4倍。

以糖尿病药物Jardiance为例，其在美国30天治疗周期标价高达611美元，而在瑞士仅为70美元，在日本更是低至35美元。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让美国患者在求医问药过程中苦不堪言。许多患者因无力承担高昂药费，不得不减少药量、放弃治疗，甚至陷入债务困境。

造成美国高药价的现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追溯起来，根源或许从1980年代的《拜杜法案》开始，这项法案允许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商业化，刺激了医药创新，但也让药企有了更大定价权。在确实刺激医药创新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药价以“研发成本”的名义被不断推高。

在制药企业获得了巨额利润之后，相关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日益巩固，最后成了社会毒瘤，各种手段都无法撼其分毫。

在自由定价法下，美国目前形成了“制药商+批发商+PBM”的联合阵营，它们垄断着药物流通，左右着药物价格。具体来看，美国的药品流通环节上游是药企，中游是批发商，下游是药店。PBM(药品福利管理)虽然不在流通环节中，但它却拥有审核医生处方、处方集的制定、药物价格的谈判等多项权力。

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是全美的医药公司集合体，拥有强大的药物研发制造能力。根据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政治公开”网站显示，该协会在2022年度和2023年度政治献金排名中处于首位，在华盛顿两院的政治游说能力十分突出。美国双十字协会作为全美最大保险公司协会，其资金雄厚，政治献金总额一直处于前列，所谋求的希望是政党候选人在当选后能够影响其政策或者帮助协会并维护其利益。

利益集团互相勾连，为了共同的目的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医疗改革举步维艰。

改革并非一纸命令

“看病难，看病贵”曾经是中国的一大顽疾，“因病致贫”、“因贫返贫”的例子比比皆是。造成如此境地，主要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导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药养医”是支撑国家医疗体系运转的主要手段。绝大部分由政府出资开办的公立医院都面临经费补助不足。同时，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偏低，无法负担医院开支。政府只能对医疗机构实行“以药养医”政策，通过销售高价药品来获得较高的药品差价收入以弥补政府对医疗机构拨补经费的不足。

“以药养医”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药品费用的急剧增长给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此外，还导致医德败坏、医患关系紧张、药品流通秩序混乱等等乱象。

2015年，这一年一部《我不是药神》电影上映，社会反响强烈，国家也开启了医疗体制轰轰烈烈的改革之路。

此后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国家集中采购、医保基金改革、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鼓励创新药研发等等一系列组合拳基本已经解决“吃药难、吃药贵”问题。

从我国医药改革的成功路径来看，促使药品降价的，并不是一纸命令，而是一整套的组合拳，从医保基金到鼓励创新等等无数项配套措施，才达成如此成就。

此次特朗普重提“最惠国政策”，试图再次强力降低药价。但目前该政策细节仍不明确，例如其适用范围是仅限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政府项目，还是针对特定药物类别，抑或寻求更广泛的实施路径，都尚未可知。

通过行政命令这种政府干预的行为，试图在最自由的市场中达成目的，结果似乎已经注定。

但是，如今生米煮成熟饭，还是必须对该项行政命令的签署做认真的沙盘推演，评估对国内制药业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中国药企影响几何?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根据已有数据，2023年，美国医药市场规模达到4583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31.1%。其中，仿制药约占美国处方药市场的90%，但仅贡献20%左右的销售额。换而言之，仅占10%处方量的创新药贡献了约80%的销售额。

美国是唯一实行创新药自主定价的大国，政府不直接干预定价，这使得创新药高额回报吸引着全球药企的研发投入和首发上市选择。

我国药企当前阶段仍旧以“出海”为荣，特别是以登陆美国市场为荣。自2023年始，已陆续有重磅产品登陆美国市场。

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在美国获批上市，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也成功获得美国FDA批准，成为首个成功进入美国市场的国产PD-1抑制剂，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作为第一款由中国创新药企业自主研发、进入美国的抗癌新药备受瞩目，传奇生物的CAR-T产品西达基奥仑赛因登陆美国市场而赚得盆满钵满。

2024年，中国药企还解锁了NewCo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将产品管线的海外权利授予海外新成立的公司，来获得股权及资金支持。同时，引入海外基金和搭建国际化团队，实现产品的国际化发展。恒瑞医药、康诺亚、嘉和生物和岸迈生物等药企成功利用NewCo模式实现产品出海。

作为全球药品价格高地，美国市场一直是中国创新药企最重要的利润来源和估值支撑。一旦美国药价被强制降低30%-80%，“出海”还有什么意义?

具体到企业层面，不同国际化阶段的中国药企将受到差异化冲击。对于已经完成出海布局的药企如百济神州，美国药价暴跌将直接侵蚀其主力产品的利润空间。这些企业通常已在欧美建立商业化团队，投入大量固定成本，短期内难以调整战略方向。而对于还在等待登陆美国的中国Biotech，则可能获得来自MNC为降低成本带来的大量BD机会，或形成意外的并购机会，但也有可能在MNC削减成本中永远也等不到机会。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中国创新药企将经历估值重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不那么舒适。

结语

长期而言，若特朗普政策成功落地，可能标志着"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转折点"，推动医疗进一步向公共事业领域靠拢，行业资金投入和创新活力都将衰减。这种范式转变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创新药产业尤为不利。中国整体创新药水平仍落后美国10年以上，仅有不足5%的产品具备全球竞争力。对中国药企来说，必须着手准备应对方案。后续发展如何，药渡还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