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退出中国市场的原研药回归了——祛痰药盐酸氨溴索的原研品牌沐舒坦预计将于2025年12月重返中国市场。近一年前，2024年第一季度，该药物曾因注册证到期，叠加集采未中标带来的影响，暂停在华销售。

近年来，一些原研药产品在专利到期后未能成功纳入国家医保或中标集采，在仿制药冲击下逐渐边缘化，导致出现了“跨国药企原研药从中国撤离退出”的一些传言。

一些药物确实已经停止供应，如赛诺菲于今年7月宣布停止推广降脂药波立达并逐步退市，默沙东的九价HPV疫苗也自今年起暂停对中国市场供应——这两种药物都有国产的同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使用。

像沐舒坦一样退出后再度回归中国市场的案例让产业印象深刻。其重返后的市场策略预计将绕开院内渠道，聚焦于院外OTC渠道。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其收入变化对一些原研药的全球业绩具有显著影响。以默沙东为例，九价HPV疫苗在中国暂停发货的消息引发美股市场强烈反应，2月4日公告当天，默沙东股价下跌9.07%。2025年上半年默沙东中国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70%，降至10.75亿美元，占全球制药业务份额从2024年H1的12.4%下降至3.9%。

于是还有一些跨国药企选择通过授权合作移交本土企业负责商业化，例如罗氏将美罗华的市场推广权授予百洋医药子公司，拜耳则将瑞戈非尼片和索拉非尼片的国内推广权交给亿帆医药。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处置完成熟管线后，跨国药企将主要精力放在加速引入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物，例如，在中国市场表现较好的阿斯利康与诺华，均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全球研发同步化。阿斯利康中国研发管线与全球的同步率已达100%，其中早期项目占比20%;诺华自2022年以来所有新药及新适应症开发也100%实现全球同步。

为此，研发与生产本土化正成为跨国药企深耕中国的重要路径。2024年，礼来、辉瑞、拜耳等8家国际药企在北京新设研发或创新中心，罗氏、阿斯利康也在华启动了新的生产基地建设。

跨国药企在华的进与退正在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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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变严格

对跨国药企而言，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药品集采和医保谈判等政策的常态化实施，跨国药企无论是否参与其中，都无法保持曾经的高利润。

进入集采目录的品种，往往意味着必须让渡可观的利润空间，甚至伴随销售团队架构的调整。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以其优于内资企业的薪酬福利体系吸引人才，但在当前提高医保基金效率的政策环境下，这种优势也构成了成本压力。

一些原研产品在中标后因价格降幅较大，导致医院终端销量增长难以抵消降价带来的收入减少。

于是，部分原研药企业逐步调整渠道策略，将资源转向受带量采购影响较小的院外市场。通过维持价格体系，并凭借自费患者的用药需求，少数产品得以在院外渠道保持一定的市场活力。

例如立普坦(阿托伐他汀钙片)虽早已于2011年专利到期，全球销量陡然下降。但在中国市场上依然凭借品牌效应和患者偏好维持着一定的价格水平和市场份额。

立普妥在集采落选后，依然处于龙头地位。根据法伯科技统计，城市医院渠道，集采执行当年立普妥保留率下降至43%，后随着市场的自然增长而升高到近50%。而有趣的是，其在院外渠道依然表现强劲，零售渠道当年销量保留率升高到180%，后续又逐渐升高到280%以上，虽然价格略有下降，但销售额依然升高至200%左右，基本可以弥补院内渠道下降的销量。‌在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甚至帮助立普妥延长了生命周期。

但不同治疗领域和药品类型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竞争态势。

一位曾在跨国药企工作的人士分析，在化学药领域，尤其是慢病用药和肿瘤药，仍存在一批坚持选择原研药的患者群体，他们愿意自费支付以换取心目中的品牌保障。相反，在生物类似药领域，一旦技术达标、质量相当，医生和患者对品牌的依赖度显著降低，国产替代的接受度明显更高。

以GLP-1类药物为例，未来的竞争关键可能在于谁能够更快拓展新适应症、抢占先发优势。目前该类产品多数仍限于糖尿病治疗，但已有少数获批用于肥胖症，未来在适应症拓展上的能力，将成为企业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无论内资还是外资。

相对于医药行业的化学药物市场，全球及中国生物制剂市场于2017年至2021年增长较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9.0%及18.4%)，预计于2021年至2026年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这一背景下，跨国药企面临来自本土企业日益激烈的竞争。

但这并不代表机遇的消失，而是竞争逻辑发生了转变。跨国药企正积极调整战略：收缩非核心业务，引入更有竞争力的管线，聚焦于肿瘤、罕见病等政策支持大、国产替代尚弱的治疗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市场的“严格”，实质上也是一种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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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回归，生产加码

2015年至2017年间，曾有一股跨国药企研发撤退潮——葛兰素史克、礼来先后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研发中心;阿斯利康剥离中国临床前研究业务;艾伯维、诺华和罗氏也分别关闭肾病研发中心、解散生物研发部门及缩减生物药团队。

在撤离过程中，部分企业表达了对本土研发效率的遗憾。高昂的研发投入与尚待提升的科研产出之间存在落差，IP保护风险也让跨国药企不敢向中国研发中心倾斜资源。此外，当时中国临床试验资源仍相对匮乏，创新药审评审批周期较长，进一步影响了研发效率。

然而，跨国药企并未真正放弃中国市场，而是转向更轻量的研发合作模式——与中国本土生物科技公司合作推进药物开发，或通过设立基金孵化创新药企。

虽然中国医药市场与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带量采购等政策大幅压缩仿制药和过期专利原研药的利润空间。

但与此同时，中国医药研发实力的显著提升，本土创新药企正逐渐成为全球医药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吸引了越来越多跨国药企的目光。它们不仅积极“来华扫货”，通过授权引进方式将中国创新药项目纳入全球管线，同时也反向加大在中国的研发布局，建立研发中心、扩大本土合作。

2024年，礼来、辉瑞、拜耳、阿斯利康等8家国际药企在北京新设研发或创新中心。其中，阿斯利康在北京建立将成为第六个全球研发中心，此前的上海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第五大战略研发中心。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有助于企业更快引入全球创新药，实现同步研发和上市，维持市场竞争力。

跨国企业也在逐步赋权中国研发团队。2019年，罗氏将上海研发中心升级为“中国创新中心”，授予其从靶点筛选到临床试验设计的独立决策权，无需报备瑞士总部。赛诺菲中国近年来也获得独立采购管线的权限，例如与天境生物就CD73抗体尤莱利单抗达成授权协议，并收购箕星药业Aficamten在大中华区的权益。

而从临床开发到商业化阶段，中国市场一直保持着显著的优势。临床试验成本相对较低、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快速患者入组提供可能，即使在罕见病和特定基因突变领域也能高效推进试验。

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推动跨国药企推进本土化研发与生产，以规避额外成本、稳定价格和利润。在中国深耕较久的阿斯利康，三大在华生产基地已实现向全球70多个市场供应创新药物。

去年起，各跨国药企增建工厂，落地各自优势明显的管线。2024年7月，诺华在浙江省海盐县建立核药生产基地，以提升诺华全球核药产能，这也是首个外资核药生产基地。2024年12月，赛诺菲宣布投资10亿欧元在北京亦庄新建胰岛素生产基地，进行从原料药到成品药的胰岛素制剂产品全产业链布局。诺和诺德、礼来也纷纷扩建产能，加快推进GLP-1类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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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于跨国药企来说，专利悬崖挤压传统收入这件事并不陌生。和过往不同的是，关税壁垒、供应链风险，以及跃跃欲试的药品控费压力，加剧了制药行业的不确定性，迫使跨国药企重新审视全球战略布局。而中国正凭借其日益成熟的药品研发和临床开发能力，成为跨国药企寻求增长突破的关键。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团队正越来越多参与早期研发与全球范围的概念验证，从“执行者”转向“策源者”。一场静默而深远的全球医药创新的权力结构重分配，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