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肿瘤历来是医药创新的前沿阵地，技术在快速迭代，治疗范式不断演化，全球市场格局也随之重写，而中国创新的站位同样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前移。

2025年，这一变化在亚盛医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首个原创Bcl-2抑制剂重磅上市，支撑其获批上市的关键注册研究数据入选ASH口头报告、核心品种三代BCR-ABL抑制剂连续8年登陆ASH舞台，商业化正步入快速成长期、多管线布局同步推进，研发脉络与商业前景愈加清晰。

在近日的ASH数据解读会上，亚盛医药董事长兼CEO杨大俊博士将今年定义为公司多年研发积累走向全球临床收获的阶段。多项关键研究在同一时间窗口集中更新，就是其研发体系具备可持续输出能力的直接体现。

这些进展不仅是亚盛自身发展的里程碑，也为观察国产Biotech如何在全球血液瘤赛道实现持续进阶，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中国首个原创Bcl-2抑制剂的“双线突破”

Bcl-2是血液肿瘤领域公认的难成药靶点之一，其作用机制涉及复杂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且对选择性要求极高，小分子药物设计极其困难。该靶点自发现近40年来，全球仅有维奈克拉一款药物成功上市，足见其攻关之难。

亚盛医药选择直面这一高难度挑战，以“同类最佳”药物的高标准进行攻关，最终推出中国首个原创Bcl-2抑制剂——利沙托克拉，使中国原创在该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体现出其顶级的研发实力。

更关键的是，利沙托克拉的临床开发，并不是沿着既有产品已经验证的道路稳妥前行，而是围绕真实的临床需求，在既有的竞争格局中找到关键空白。这种路径难度更高，却更能体现一款原创分子的临床价值。最终，利沙托克拉在两条核心治疗战线上同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差异化竞争力由此凸显。

利沙托克拉的第一条战线，直击BTK抑制剂(BTKi)治疗失败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其关键注册研究(APG2575CC201)数据首次披露，便成功入选2025年ASH大会口头报告，在全球顶级血液学会议的高竞争度筛选中脱颖而出。这一试验数据也是支持利沙托克拉在国内获批、成为首家上市的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的重要基石。

入组情况本身已说明其治疗难度：45.5%的患者既往接受过BTKi与CD20疗法为基石的免疫化疗(ICT)且均告失败;54.5%为BTKi治疗失败且伴随高危因素;39.0%的患者存在del(17p)/TP53突变;更有42.9%的患者伴有复杂核型，且其中63.6%属于del(17p)/TP53突变或高度复杂核型(≥5个异常)，这些特征构成了当前同类产品单药研究中极少见的“超高危组合人群”，这类人群预后极差。

即便如此，利沙托克拉单药仍在这些重度经治患者，尤其是携带复杂核型等极高危因素患者中，展现了深度和持久的缓解效果。经独立评审委员会(IRC)评估，客观缓解率(ORR)达到62.5%，中位缓解持续时间(mDOR)为18.53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长达23.89个月，高危亚组亦保持可观水平，骨髓MRD阴性率可达54.5%(可评估人群)，且无肿瘤溶解综合征病例报告，展现出优异的疗效数据和安全性特征[1]。

在第二条关键战线，即髓系恶性肿瘤领域，利沙托克拉同样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对于年龄较大或合并症较多、无法耐受强诱导化疗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而言，虽然维奈克拉与阿扎胞苷联合方案是重要的一线选择，但耐药与不耐受一直是治疗中的难点。

此次ASH大会上公布的APG2575AU101研究结果显示，在维奈克拉经治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AML/MPAL)人群中，利沙托克拉联合阿扎胞苷方案仍能带来31.8%(7/22)的ORR，完全缓解(CR)率为22.7%(5/22)[2]。这为破解维奈克拉耐药难题提供了新的希望。

与此同时，在初治高危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MDS/CMML)人群中，利沙托克拉联合方案的疗效更为突出，ORR达80.0%(12/15)，CR率为40.0%(6/15)。

可以说，利沙托克拉在本届ASH呈现的双线成果不仅只是阶段性亮点，还清晰地展现了其差异化价值与亚盛医药的创新思路。目前，该药物已同步布局4项全球注册III期研究，覆盖CLL/SLL一线治疗、AML一线治疗、MDS一线治疗等大适应症。未来，随着治疗边界不断拓展，利沙托克拉的全球竞争力与市场空间也将被进一步拉升。

从“0到1”的底气：奥雷巴替尼奠定创新根基

在利沙托克拉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新的全球化符号之前，亚盛医药真正建立起行业认可度与创新底盘的产品，是奥雷巴替尼。作为中国首个原创三代BCR-ABL抑制剂，它以全球性临床难题为切入口，帮助亚盛医药在国际血液瘤赛道上完成了第一次“从0到1”的突破。

在慢性髓系白血病(CML)的治疗体系中，T315I突变是最常见的一种耐药类型。该突变会使患者对一代和二代TKI耐药，而耐药后的治疗选择极为有限，属于临床上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奥雷巴替尼的研发就是从这里起步。2021年11月，在两项关键性注册研究的支持下，奥雷巴替尼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伴T315I突变的TKI耐药CML-CP或CML-AP患者，填补了国内治疗空白。

在解决T315I突变耐药难题之后，奥雷巴替尼继续向前延展临床应用边界。2023年11月，奥雷巴替尼扩大适用人群至对一代和二代TKI耐药或不耐受的CML-CP患者。在本届ASH大会上更新的4年随访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该药物在这类患者中的长期安全性与持续缓解能力[3]，更加确认了其是真实世界中可信赖的治疗选择。

随着临床数据不断积累，奥雷巴替尼的国际认可度也在持续提升——连续8年入选ASH大会，并进入美国NCCN CML指南。这些认可不仅证明了其临床价值，也意味着这款中国原创药物在世界血液瘤舞台上真正站住了脚。

在今年ASH上更新的二线治疗CML-CP数据显示，非T315I突变CML-CP患者的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CCyR)达到71.8%(28/39)[4]，提示奥雷巴替尼的覆盖范围还有可能拓宽。

更值得关注的是，奥雷巴替尼在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ALL)领域展现出的潜力。在III期POLARIS-1研究中，在诱导治疗3个周期内，新诊断Ph+ ALL患者的最佳微小残留病变(MRD)阴性率和MRD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66.0%和64.2%[5]，相比同类TKI产品有明显提升[6]，有望推动该领域的一线治疗策略进一步演进。这一进展也正在加速向全球延伸——奥雷巴替尼一线治疗Ph+ ALL的全球注册III期研究申请已在近日获得FDA和EMA批准。

创新价值最终要回到患者，也需要在市场上被验证。2022年和2024年，奥雷巴替尼两项适应症相继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推动可及性明显提升。2025年上半年，奥雷巴替尼销售收入几乎翻倍(2.17亿元，+93%)[7]。随着CML-CP二线治疗以及Ph+ ALL一线治疗两项潜在适应症的逐步推进，奥雷巴替尼的使用场景有望继续扩大，其商业化成绩也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对亚盛医药而言，奥雷巴替尼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款成功的产品。一方面，它凭借扎实的临床数据和良好的市场表现，为公司带来了声望和现金流，并稳固了基本盘;另一方面，它的成功也让团队在面对更高壁垒的靶点时更有把握，敢于从临床真正的难点发起挑战。

这种底气正在延伸到下一代管线上。亚盛医药在血液瘤领域的下一个潜力分子APG-5918正在浮现。这是一款靶向抑制胚胎外胚层发育(EED)蛋白的潜在FIC药物，可破坏PRC2复合物并激活BIM介导的凋亡通路，进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已经在前列腺癌[8]、T细胞淋巴瘤(TCL)[9]、多发性骨髓瘤(MM)[10]等临床前模型中释放治疗信号。

APG-5918已经连续两年亮相ASH大会。在本届ASH大会上，亚盛医药带来的新成果是APG-5918在MM临床前模型中的初步验证结果。数据显示，APG-5918单药治疗可克服免疫调节药物(IMiD)耐药性，与IMiD或cereblon E3连接酶调节剂(CELMoD)联合使用时在体外和体内均具有协同作用。基于现有数据，亚盛医药正在中美同步推进APG-5918治疗晚期实体瘤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除此之外，APG-5918在β-地中海贫血等贫血相关适应症上亦有治疗潜力，该领域正在等待革命性口服药物的出现。

与此同时，FAK/ALK/ROS1抑制剂APG-2449已获CDE批准开展两项注册III期研究、MDM2/p53抑制剂Alrizomadlin在罕见及难治实体瘤中展现治疗潜力……这些项目正在为亚盛医药打开更广阔的创新空间。

结语

回望利沙托克拉和奥雷巴替尼的开发路径，会发现亚盛医药的创新轨迹并非偶然——无论切入哪个靶点、瞄准哪个适应症，最核心的方法论始终一致：聚焦最紧迫、最具临床价值的问题，并把一次次突破沉淀为可复制的创新能力。

正是这种能力，让奥雷巴替尼在血液瘤赛道站稳脚跟，也让利沙托克拉得以在Bcl-2这一高壁垒靶点上挑战既有格局。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正在延伸到下一代创新产品中，一条更具纵深和宽度的创新路径已经初步成形。

真正的全球Biotech竞争，不依赖于个别大品种，而在于持续输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并推动临床标准不断革新。沿着这条路径，亚盛医药正不断拓宽自身的创新边界，也让中国Biotech的全球化之路变得更加清晰而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