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是旧金山湾区Averin的合伙人，拥有耶鲁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学士学位。

他的投资视野聚焦于生命科学、医疗与技术的交叉地带，致力于寻找那些以变革性技术推动疗法演进、优化医疗服务模式、并为医疗与生命科学的未来构筑软件基础设施的优秀团队。他始终坚信，唯有颠覆性技术与卓越团队的结合，方能在大规模上实现对人类健康的显著改善。

来源：领英

近日，他在领英上发出这样的判断：从原料药到临床试验，中国生物科技正在崛起。在他看来，中国创新药已经完成了从“追随者”到“贡献者”的身份转变，正站在从“数量积累”迈向“质量跃迁”的价值拐点之上。每一步，都在朝着生物技术利润池最集中的区域迈进;能力的攀升，终将带来价值的回归。

来源：领英

回望四十年前，中国的医药版图上几乎只有仿制药的印记，“缺医少药”是那个时代的困境。而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医药创新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在前沿领域开始“领跑”。这翻天覆地的变迁，不仅浓缩了一部中国创新药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创制的艰辛与辉煌，更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01

1990年代：全球原料药的“超级工厂”

这是中国医药产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序曲。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奔涌。欧美医药巨头为优化产业结构，开始将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制造环节向外转移。正值改革开放春潮涌动之际的中国，以其广袤的腹地与成本优势，顺势承接了化学原料药这一历史性的产业转移。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大批原料药生产基地沿东部沿海密集落子，中国医药产业就此以一种极为务实的方式，踏上了全球征程。

于是，在行业内部流传开这样一句话：“世界原料药看中国，中国原料药看台州”。这座浙江小城，凭借其深厚的产业积淀，成为国家级化学原料药出口基地，被业内誉为“全球原料药超级市场”。

然而，在这片繁华制造的背后，是创新药领域近乎空白的现实。彼时的中国，刚刚走出“缺医少药”的历史困境，首要任务是满足十亿民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在技术积累薄弱、产业基础近乎一张白纸的背景下，仿制国外已过专利期或未在我国申请专利的药品，成为填补市场缺口、回应民生刚需最快捷、最现实的路径。

彼时，所谓的“研发”，多集中于工艺改进与剂型仿制。鲜有企业敢于涉足高投入、高风险的原创新药。中国医药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着全球原料“大工厂”的角色，站在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那是繁荣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前夜。

02

2000年代：从化学合成向生物学的延伸

这是中国医药产业积累内功、学习规则的变奏。

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东风，将中国经济更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惊涛骇浪，也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刚性约束。这既是挑战，更是倒逼改革的契机。

“Me-too/Me-better”的创新启蒙，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序幕。面对原研药高悬的价格与仿制药红海中的低水平厮杀，一批富有远见的本土药企开始另辟蹊径：在已知药物靶点上进行精准的结构改造，力求做出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这条路风险相对可控，却是中国药企学习、消化、吸收创新逻辑的必经阶梯。

与此同时，国家战略的天平开始向科技创新倾斜，顶层设计之下，政策与资金开始滋养着医药研发的土壤。随着大批高素质人才归国与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国开始具备药物发现早期的研发服务能力，产业角色悄然生变：从单纯的“世界工厂”转向“研发执行”。

2008年，“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如一剂强心针，为国家创新药发展注入了史诗级的动能。国家以巨额资金为引，引导企业、科研院所与高校结成创新联合体，聚力攻关。其目标清晰而坚定：研制出一批真正属于中国的创新药物。这场自上而下的动员，极大提振了整个行业的信心，也点燃了一代人关于“原研”的梦想。

03

2010年代：监管革命，

资本浪潮与人才回流的激荡

这是中国医药产业厚积薄发、喷薄而出的交响。

当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一场自上而下的监管革命，与资本浪潮的汹涌、人才的回流相互激荡，共同将中国创新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期。

一切的转折，始于2015年那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夏天。

7月22日，国家药监局一纸《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的公告》，如利剑出鞘，划破行业沉疴。1622个临床试验项目被勒令限期自查，旋即，80%的注册申请主动撤回——数字背后，是行业多年积弊的轰然坍塌。这场后来被称为“7·22”的改革，以“刀刃向内”的决绝姿态，直面临床数据造假、低水平仿制药泛滥等顽疾，由此开启了中国医药产业从“野蛮生长”到“质量为王”的蜕变。

以此为原点，一场系统性的制度重塑次第展开： 2017年，中国药监局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这一历史性突破，打破了自我封闭的藩篱，让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获得国际认可。此后，FDA对中国机构的核查中，代表临床试验无显著缺陷的“无需采取行动”比例从2009-2015年的48.0%跃升至85.0%，中国质量，开始被世界看见。2018年7月，临床试验申请默许制正式开始实施，将漫长的临床启动时间大幅压缩，创新的时钟开始加速转动。

监管的闸门打开之后，资本开始奔涌。2018年，港交所18A章落地;2019年，科创板鸣锣开市。这两扇大门，向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敞开，为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药研发打通了至关重要的融资血脉。数百家Biotech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国医药创新的版图，从此被重新勾勒。

而真正撑起这片版图的，是人。一大批曾效力于全球顶尖药企的华裔科学家与管理者，带着积累多年的技术、经验与视野，跨越重洋归来。他们或创业，或加盟，将最前沿的研发理念与管理模式植入这片热土，成为中国创新药崛起最深沉的动力。

监管、资本、人才——三股力量在历史的节点上交汇，共同托举起一个时代的启幕。

04

2020年代：概念验证与全球价值实现

这是中国医药产业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重塑全球格局的华彩乐章。

“License-out”的井喷，成为中国创新药突围的鲜明注脚。将产品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不再是少数派的冒险，而是本土创新药企全球化布局的主流路径之一。2025年，创新药出海抵达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中国创新药对外合作授权交易总额累计突破1300亿美元，同比激增超过150%，全球占比首次超越50%。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崛起，不仅成为中国生物医药腾飞的起点，更有可能推动中国从工业文明的后段，迈向生命文明的前沿。

回望2015年，中国贡献的全球创新药研发管线占比仅为4%。而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已飙升至30%。这意味着，全球每三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项目中，就有一个源自中国。其背后，是整个国家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激活。在代表行业未来的下一代疗法中，中国贡献了全球临床早期管线的34%，仅次于美国的39%。而在关键赛道上，中国已然实现引领：在ADC领域，全球占比高达54%;在双抗/三抗领域，占比48%。中国，已是全球最主要的贡献者。

在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CAR-T始终是焦点赛道。自2021年6月复星凯瑞的阿基仑赛注射液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CAR-T产品，开启“细胞治疗元年”;再到药明巨诺、信达/驯鹿、科济、合源、传奇生物……五年间中国共获批上市8款CAR-T药物，数量已超过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渐成为全球ADC技术策源地。据西南证券数据，2025年国内ADC药物BD出海共取得首付款16.3亿美元，同比增长676.2%，总金额211.3亿美元，同比增长390.6%。随着中国药企创新研发实力的提升，中国ADC相关的BD交易有了新的变化：技术平台授权成为新常态，平台技术溢价明显。交易靶点多样化，凸显差异化价值。ADC整体正朝着“万物皆可偶联”的方向进化。就在2026年1月，和正医药宣布与美国公司达成DAC药物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起DAC资产出海交易，标志着中国在新一代偶联药物技术浪潮中再次抢占先机。

更令人振奋的信号，来自全球最权威的学术舞台。在ASCO年会上，中国研究者和公司的口头报告占比从2023年的8%升至2025年的15%，而更具分量的“最新突破摘要”占比，更从7%大幅跃升至20%。这组数据传递的信息清晰而坚定：中国临床研究，正从“参与”走向“引领”。

放眼全球，一场更大的变局正在酝酿。据Evaluate Pharma测算，2023至2028年，全球将迎来一波专利悬崖高峰，原研药专利到期带来的总风险敞口高达3540亿美元。跨国药企普遍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而它们手中却握着巨额现金储备。

这是一场供需的博弈，更是一次历史的交汇。而中国药企，正以硬核创新、效率突破与成本优势，撕开全球制药巨头垄断的裂隙。当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医药创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用“多、快、好、省”书写新规则的崛起力量。

结语：

中国医药产业用四十年走完了一条从工业文明的基石迈向生命科学前沿的非凡旅程。这不仅是能力的跃迁，更是价值的回归，一个属于中国创新药的全新时代，已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