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康界    2015-1-8

美国研究经费的资助已经落后于医疗保健支出的总体增长，即便没有真正的下降，但是这作为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年度费用支出报告的一部分，确实是一个新的和让人不安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的两年内，美国非商业化研究支出每年下降的幅度均超过2%，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奥巴马总统和国会之间持续的预算拔河大战导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支出费用基本持平。对于2015年，随着国会休会，奥巴马总统签署了2015年巨额财政开支法案，那么这种不利的局面稍微有所改善，如果投入再得不到增加，那么一旦前期基础研究濒临正在逐渐枯竭的状态，那么制药业如何维持R&D的生产率就是一个问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为上述所有的财政支出紧缩付出了真正的代价，”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教授兼药物发展研究塔夫茨中心负责人KennethKaitin对EPVantage如是说。

节衣缩食

根据呈交给美国国会的2015年巨额财政开支法案划拨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财政预算300.5亿美元，比2014年的299亿美元预算增加了1.5亿美元，仅提升了0.5%，勉强与奥巴马总统要求的302亿美元基本符合。但是对于全球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最大的支持者之一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来说，这是一种持续的支出压缩的趋势。以不变美元计算的话，该机构的预算自从2003年以来就开始下滑，现在还不到该机构2003年度预算的五分之一，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

2003年的顶峰标志着持续10年大规模增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出的结束。按名义价值计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从1994年的110亿美元增长至271亿美元，甚至从1999年到2003年更创造了两位数的增长。

由于一项实验室发现到成功推出一个新药上市的区间长达十年以上，因此过去几年中生物制药业的重要生产率记录可以归因于在前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健康增长。

研究经费的资助已经落后于医疗保健支出的总体增长，即便没有真正的下降，但是这作为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年度费用支出报告的一部分，确实是一个新的和让人不安的发展趋势。

在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分类中的“非商业化研究”支出，是指所有的政府和非盈利支出，因此很难真正界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出的趋势如何造成了这种不利局面。位于波士顿的拥护组织科研美国的发言人AnnaBriseno向EPVantage表示，非盈利组织和学术界看起来在收拾残局，但是她补充道，“这些工作并不足以能弥补这一预算的下降所造成的后果。”

详细的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数据，揭示了美国研究支出的总体情况，加上作为医疗保健服务的非药品主题的支出，2013年美国研究支出的总费用为467亿美元，从2010年的493亿美元的顶峰非调整下降。在这些支出中的国家支出是唯一下降的一部分，达到了357亿美元，这一数字的自身已经解释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在国家医疗保健支出当中的份量。

而来自私人实体、州和当地政府的研究支出正在呈现缓慢和稳健的增长，2013年分别达到了48亿美元和63亿美元。

不再是基础研究

KennethKaitin教授对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支撑基础研究向转化研究的转移表达了额外的担心，也就是说该机构将重点聚焦于将基础研究的发现投入临床实践。随着该机构已经转移关注点，那么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也只能将其研究方向转向转化医学，同时远离疾病机制的基础研究，从而利用自身已经不断缩水的现金。

“一旦你对疾病的病因了解的比较少，你就不可能获得用于治疗这些疾病的真正基础，”他如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精力全部集中在转化研究将会适得其反，主要是由于基础研究为转化研究提供了燃料。我们在基础研究资助的缺乏方面正在面临一个更加重要、深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