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细胞治疗尚处于初级阶段，要在标准化路径下发展，决不能因为其“个性化”的产品属性而放弃对标准化的追求。

“现如今，细胞免疫治疗大红大热，这时候更需要我们用严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只有在客观、科学、严谨并符合临床路径指向下来做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试验，整个行业才能有出路。”在由E药经理人主办的2021启思会上，一位临床医生这样说道。

细胞治疗等新兴治疗手段的发展给行业和患者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难免会因“年轻”而不够成熟与规范。从目前的临床疗效上看，细胞治疗尚处于初级阶段，仍需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在此过程中，要在标准化路径下发展，决不能因为其“个性化”的产品属性而放弃对标准化的追求。

过去的2021年是中国细胞治疗商业化元年，随着商品化CAR-T临床应用后，无论对制药企业还是临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纵观国内细胞治疗的发展历程，由于缺少标准规范，转化应用的技术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研究水平良莠不齐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国家药监局、卫健委等部门多次发布细胞治疗指导文件，以此促进细胞治疗领域的健康发展。

国内的细胞治疗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09年，以原卫生部颁发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为代表，行业进入到自由发展阶段（1993-2015年），将自体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列入第三类医疗技术，允许通过能力审核的医疗机构开展第三类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

2016年4月的“魏则西事件”敲响了细胞治疗的安全性警钟，国家卫计委立即暂停了所有未经批准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明确要求所有免疫治疗技术仅可用于临床研究。由此，整个行业进入到调整阶段（2016年）。

之后的2017年，国家药监局颁布《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再次明确了包括干细胞、体细胞在内的细胞治疗产品可以按照药品途径进行转化应用。此后还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规范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方法。至此，细胞治疗进入到了规范化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

然而，细胞治疗产品在审评审批上到底是按照医疗技术还是药品，以及新产品如何转化成为临床应用等一直备受业内争议。现实中，极少数细胞疗法按照药品注册相关要求开展研究，一些医疗机构或研究单位将细胞疗法通过医疗技术的形式开展研究并临床应用，由于缺乏明确的行业约束和技术评价标准，在临床转化应用过程中产生过较大的混乱。

在前期的IND申请上，CDE关注产品的质量控制与安全性评价，并通过严格的监管减少了由于不同企业间产品质量差异以及安全性、疗效等问题给患者可能带来的风险。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些医疗机构存在着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在立项上相对随意，并在过程中向患者变相收费等问题。

其次，不同于传统药物，细胞治疗药物需要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使用以及专业的患者后期护理上更密切地相互配合。但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对于使用上市后的CAR-T治疗产品医疗机构的条件和要求仍是空白。

当下，细胞治疗在前期临床试验、中期审批审批以及后期的临床应用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政策上该如何加强规范与管理？对此，E药经理人融媒体采访了数位行业专家及从业者。

问题一：据你了解，目前细胞治疗在临床使用的过程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哪些环节最容易出现不规范的操作或者使用问题？

吴琼：从目前来看，细胞治疗在临床使用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细胞药物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不够规范。细胞药物IIT本身是一个好的探索，但在实际中却存在立项上相对随意、某些研发机构变相收费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应该的，对患者是不安全的。

第二，部分医院正围绕安全性、有效性上仍良莠不齐的细胞免疫治疗开展临床试验，甚至部分医院自制CAR-T。在此过程中，部分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的知情权无法保障，某些患者在治疗效果和安全上也是无法得到保障的。

除了上述情况外，在一些环节上也容易出现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例如在临床试验的设计与审批、以及患者招募过程中等。此外，细胞治疗是一个系统化的服务，除了临床治疗外，还需要考量所在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否有相关的培训认证，MDT团队，患者如若发生细胞免疫风暴后是否有急救药品和救治团队等。

我认同现有的政策，即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之后逐渐提高准入门槛，以对照组试验，倒逼后续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避免市场上出现大量的同质化、低效能的产品，避免低价竞争，维护国内细胞免疫治疗领域的有利创新环境，并且保证为患者提供真正有效的产品。

张宇：有很长一段时间，细胞治疗到底是按照医疗技术还是药物监管的讨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目前逐渐形成了细胞治疗产品在临床阶段按照药品、医疗技术管理，在商品化阶段按照药物上市的类“双轨制”模式。这样一方面允许备案后可以在相关医疗机构开展单中心小病例数的探索性IIT研究，去初步探索产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可按照药物做注册临床试验，走药品上市能应用于更大的市场救治更多患者。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通过这样的灵活性政策能加速细胞治疗创新产品的临床研究转化速度。在备案方面，需要在卫健ༀ和药监局的网上系统把材料按照药学、临床、伦理等几个部分进行上报，整个审批流程需要分别通过医院、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国家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审批合格后，才能获得备案开展临床研究。通过这样备案的项目相对来讲是安全的。

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是，在一些地方的三甲医院或二级医院对政策了解不清楚，而未走备案或者CDE的临床批件而开展的临床研究，由于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经验的积累，备案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审批的时长也在增加。随着CDE审批能力的逐步提高与审批速度的加快，未来是否还要继续走“双轨制”还是直接申请IND需要观察。

问题二：国内对于细胞与基因治疗的相关政策，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完善？

吴琼：随着国内两款CAR-T产品相继审批落地，在CAR-T产品的商业化机制上，目前药监局和卫健委都很支持，我们期待后续能出来更多的政策，并更好地落地执行：

第一，期待IIT更加规范。任何临床研究项目，不应将其作为产品去收费，避免医院的医师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以此保障患者的安全性及合法权利。

第二，期待卫健委与药监局更加紧密衔接。相较于传统的化药或大分子药物，CAR-T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医院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既是甲方又是乙方。在保证医院的规范操作上，我们期待卫健ༀ与药监局双方能进一步将政策衔接好。

第三，现有的GSP模式是符合化疗产品的，但并不完全适合细胞治疗这样的个体化生物治疗产品，因为CAR-T产品要在生产放行后48小时内回输到病人体内。传统的模式是先后经由药企、全国总经销商，进入医院后盘点入库，再去发放。细胞治疗产品受到时间限制，不适合用这样层层下放的方式。此外，细胞治疗产品还需要保证全程超低温冷链运输，并面临过高铁航班的安检、X光等问题。

第四，若细胞治疗产品出海，则涉及到进出口监管问题。由于涉及到血液样本的管理和人类遗传物质，涉及到海关以及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等多部门。我们期待相关监管部门，能充分考虑产品的特殊性，出台相关政策，助力中国细胞治疗企业走出国门。

李善兵：细胞和基因治疗是一个新兴的领域，需要政府及监管机构在政策层面给予更多支持与指导。

首先，在项目的研发过程中需要监管机构出台行业标准，在审评审批层面进一步完善。目前CDE已经出台了相关标准和意见，规范行业发展，鼓励企业开发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产品，不要浪费太多的资金、临床资源，投入到重复靶点的研发上面。我觉得这对肿瘤领域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在审评审批和监管层面，进一步完善审评审批流程，让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和研发项目能够快速申报IND、做临床、商业化。

其次，细胞和基因治疗的用药形式与传统药物不同，比如细胞治疗需要做细胞的提取分离、修饰、培养然后回输。一些治疗方式，也可能产生副作用。这就要求医疗机构本身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能够开展相应的治疗，并且能够处理治疗引起的副作用。因此，需要有相应基础和资质的临床机构来开展，这需要从政策层面去扶持和鼓励更多具有相应医疗服务水平的医疗机构去开展细胞和基因治疗。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监管，探索让企业建立符合要求的细胞和基因治疗中心。

另外，细胞和基因治疗由于研发生产上的特殊性，从患者的使用层面上，相关费用较高，大多数老百໿都较难承担。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支付体系，在医保报销层面，可将部分临床效果比较好的产品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然后加快商业保险在这个领域的渗透，这对于降低患者的用药成本，提高用药的可及性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从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来讲，希望更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发展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把细胞与基因治疗纳入重点支持领域，并作为产业招商的重点领域给予扶持。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加完善的配套政策支持落地。

问题三：临床使用中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怎么保障？应该如何避免“魏则西事件”“DR细胞事件”再次出现？

贺小宏：现在的细胞治疗和当时的产品设计和硬件来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药物的监管，还是到技术层面、环境层面，整体监管我认为都没有问题。现在不管是细胞治疗产品，还是常规药物，都要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作为企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工艺的执行，以及质量体系的建立，都是最常规的。

那么在和医院合作的沟通过程中，企业也要严格执行，通过和伦理委员会及学术委员会等一系列把关，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生产的整个过程，也会起到把关作用。从整个市场研究来看，中国的企业也越来越规范，希望我们能够在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严格参照质量标准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