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斯淼目前的情况有点“囧”。
受国内创新大潮的影响,他两年前离开工作多年的跨国药企,受邀加入一家本土药企在美国的研发中心,主要工作是与美国高校、MNC合作,寻找创新药项目。可是今年以来,他所在的研发中心不断减员,此前上百人的团队,只留下几个跟踪BD的工作人员。他最近也在考虑,是要重新回到MNC,还是回国。
这不是孤例,据另外一位在海外从事研发工作的华人透露,一家以仿创结合的仿制药起家,后在创新药上投入巨大的公司,在2021年底,也决定将其在美国公司的前沿性研究转移到国内,在美国只保留BD发现团队的部分员工。
在E药经理人访谈的数位在美国工作的药界人士观察到,2022年以来,不少曾在海外大张旗鼓招募人才的本土药企,如今也出现了收缩、裁员的情况。为了承接与释放国内集采政策与国家医保谈判所带来的药价压力、寻求更多增量,处于转型中的传统药企或追求FIC的创新药企等,近年来重视国际化布局,并施以重金。但与此同时,一批国产创新药物在“出海”路上挫折大于成果。
一波波实践下来,产业界开始意识到,药企是否有资金积累,挑起国外临床动辄千万美元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费用,是否有本土化团队,懂各国的游戏规则,是否具备差异化产品基础,可满足未覆盖的临床需求、具备推广价值,一系列问题仍是布局国际化的药企们面对的难题。与此同时,更意识到创新药国际化与其说是研发投入、监管规则、本土化人才之争,不如说是产品竞争力的“试金石”。
叩开FDA大门
监管的不同,无疑是中国创新药出海的一大“拦路虎”。此前,在百济神州、传奇生物旗下产品获得FDA批准,频频成功“出海”之时,很多人“嗅”到了FDA对中国创新药那一丝“宽容”的意味。
一时间,利润相对丰厚的美国市场,俨然成为创新药“出海”的一片热土。然而,有分析指出,自去年年底开始,FDA似乎调转了风向,致使不少企业撤回了产品的申请。
但也有不同观点指出,并没有什么“风向调转”之说,“闯关”失败也并非从去年才开始。“中国创新药在出海路上交的学费不少了,但总感觉总结的教训还是不够。”
一位在美国药企工作,长期关注中国市场的业内人士指出,“在我看来,目前存在两个极端。一是有人把FDA想的太‘宽容’,比如拿着有条件获批的产品的临床研究就去提交,很容易被否;二是有人又把FDA想的太‘神秘’了,担心文化差异、中美博弈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在其中起到很大反面作用,对其望而生畏。事实上根本没那么复杂,FDA就是看数据和产品,只要数据好、真实,产品优势明显,就一定有机会。”
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叩开FDA大门?第一步自然是充分了解政策。雅创CMO刘确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曾向E药经理人指出,对FDA监管理念与规则的认知,可能是本土药企开拓美国市场的第一个壁垒。在他看来,FDA的信息公开非常透明,除了通过信息查阅之外,FDA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还会有定期讲座,这对于中国公司来讲非常有价值。除此之外,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接触。
FDA是一个服务型的部门,如果企业要准备IND,企业是可以和FDA约pre-IND 会议的。“在这一环节,最重要的是提早沟通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尤其在临床设计以及执行的时候,要考虑到要产出什么样的数据、入组什么样的患者、从哪些地区召集患者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跟监管机构做好沟通才能开始注册临床,这样的话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一家创新药企的BD负责人表示指出。
有在美国工作的医药界华人向国内药企建议,最好招募一些当地经验丰富的员工,作为“向导”。“很多事情的轻重缓急,是不太能在文件上直观表现的。”她认为,找一个好“向导”,可以节约很多摸索、试错、交学费的环节。渠道上,可以通过比较大的猎头公司,也可以通过一些当地的医药圈子等,或者干脆通过一些个人的关系联系。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公司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对员工的尊重。只有好的公司,才能真正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加入。药企“出海”建团队,一般分为三类,招募当地人、招募当地华人、公司高管外派拓展市场。除第三类不存在文化认同,其余两类招募后在文化认同下的留用,一直以来是中国药企搭建海外团队时需要克服的挑战。
理想状态下,既能够熟知本土市场,又对海外市场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的“双面”人才很重要。这些对临床实践、国内外法规等环节都较为清楚,这样更有助于药企把全球化做得更好,团队之间也能建立充分“互动”等。“中国药企要想成功出海至美国,自一开始,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投入阶段和实力规模,在战略设置方面做出更加明晰的规划。”
上述在美创业的医药界华人认为,“进入当地市场需要极致的本土化,也需要具备全方位事业和经验的本土经理人来运营,但是企业很难找到和留住合适的长线人才。中国企业出海,在制定清晰的战略之后,还要再匹配相应的资金和人才,完成人才梯队建设,最终集中精力来攻克困难,但这并非易事。”
说到底还是产品竞争力
“中国不少药企此前都在美国设置过公司,但大多数并不算很成功,如今有不少已经撤出。还有一些并没有完全撤出,但是缩小了运营规模,例如只保留产品报批,或者产品投资板块,只保留了项目引进的职能。”
一位在美国医药领域从事实业经营的华人科学家向E药经理人这样说道。自中国加入ICH以来,伴随药品审评审批领域的持续改革,中国开拓海外临床试验的进加快。而想要提升临床质量,降本增效,对于要国际化的药企来说,选择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可谓是其通关的必要选择,同时也是一道关隘。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动辄千万美元的费用,仍然是每家药企要去直面的挑战。
国元证券曾提供这样一则数据,在美国,一名患者参加临床试验的全部费用在5到10万美元左右,但中国只有3万到5万元人民币。以百济神州为参考,在中国药企的国际化征途中,百济神州出发的较早,目前也走得较为远。2022年上半年,百济神州上半年累计投入研发费用7.6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9%,根据其半年报披露,其研发投入主要用于产品管线的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合作研发等;
2021年,其高达95.38亿元的研发费用主要源自国际临床试验的开展,据其年报透露,百济神州全球临床入组超过14500人,约半数受试者来自海外。而国内传统药企的转型代表恒瑞医药,以同年62.03亿元的研发投入排在百济神州之后。近年来,恒瑞医药持续推行国际化战略,2021年,其在海外的研发投入达12.36亿元,占总体研发投入的19.93%,开展了20项国际临床试验,其中含7项国际多中心临床。
此外,比研发费用更棘手的是产品的创新性,“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产品的创新竞争力不够,在海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做临床时,可能都很难招募上来患者。毕竟对于当地的患者来说,市场上可能已经有很多更优秀的产品值得选择。所以想出海,还有一点是要先练内功。”
杨斯淼向E药经理人说道。对FDA监管规则的认识、人才的识别与留用、高昂的研发投入,都很关键,但说到底,这都是外因。“对于‘出海’来说,获批从来都不是最终目的,有市场竞争力,能够获得市场收益才是核心。”
杨斯淼表示,“美国的保险公司也会评估,如果用了你这款药,患者住院时间减少了,整个医药花费减少了,那我多付点钱给这药没问题。”这就要求,在试验设计上,药能充分体现出产品优势、差异性竞争力。“对于美国市场来说,并非一定是FIC产品才能获批、获得收益,很多其他产品,只要试验设计的好,数据表现好,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收效。”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杨斯淼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