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5日，在上海举办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首届中国保险与医药健康产业整合发展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只有发展商业保险，才能减少老百姓（对医疗健康的）个人的支付”。

郑秉文在阐述如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时，以医疗健康保障为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卫生健康筹资中，个人自付占比较高，2021年为27.7%，较全球2018年的平均水平高了近十个百分点。在郑秉文看来，想减轻这部分负担，公共筹资的替代空间已经不大。因为公共筹资水平已经很高，后续上升空间很小。

“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商业保险，如果它没有顶上去，可以说自付水平是下不来的。”郑秉文称，这是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

以医疗健康为例，商保筹资占比，中国几乎为全球最低，为5.3%，仅高于韩国、俄罗斯及丹麦、瑞典两大高福利国家，甚至低于印度。郑秉文认为，中国可先以占比10%为目标，提高商保筹资水平，这也是欧盟国家的平均值，世界平均水平为22%。

一头独大的公共筹资，在2021年中国卫生健康总筹资中占比67%，且过去三年保持在同等或更高水平。2018年，世界典型国家卫生健康筹资中，公共筹资平均占比60%，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62%。高于中国2021年公共筹资水平的，仅有加拿大、英、法、德等国家，美国仅为50%。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觉得这句话是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在此过程中，要考虑模式选择的问题。”郑秉文说。

郑秉文还谈到，在发展多层次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观点，可能反而是误区——医疗健康信息不对称，必须国家干预。

他的观点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本质，是区分国家和市场，各占多大比例合适，可以按层次来定，也可以用其他方式，但绝非让国家包揽一切。

比如医疗保障中的惠民保，它的兴起与政策支持息息相关，政府相关部门的“站台”和“背书”直接影响用户对产品的信任度甚至参保意愿，但在本质上说，仍然属于商业健康保险。

目前已经推出的197款惠民保产品中，有22款属于政府主导，134款产品属于政府指导。在这两种情况下，地方医保局、银保监会、金融局等政府有关部门通常会出台相关政策，为保险公司提供基本医保数据、产品开发和推广宣传等方面不同程度的指导、监督和支持，并且在政府主导项目的情况下，惠民保项目的经营主体一般由政府组织招标遴选，政府对产品设计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把控力度也相对更大。

2021年全年，惠民保覆盖1.4亿人次，28省份122地开通177款产品，保费收入达140亿元，但仍然面临可持续的困境。目前地方惠民保，健康人、老年人、患病者费率统一，可能导致年轻健康人流失、有赔付需求人群积极续保，这会让部分险企面临亏损风险，从而长期经营积极性下降。

朱铭来等人曾为《财经》撰文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明确与市场界限的情况下，为惠民保产品的开发提供支持和指导，包括提供数据支持等。至于监管，则由各地银保监局和保险行业协会，在现有健康保险监管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和惩处力度。

郑秉文也有类似建议，例如由行业自律组织对赔付率提出基本要求，防止比例过高或过低导致逆向选择。

尽管2021年全年，惠民保覆盖1.4亿人次，28省份122地开通177款产品，保费收入达140亿元，但仍然面临可持续的困境。目前地方惠民保，健康人、老年人、患病者费率统一，可能导致年轻健康人流失、有赔付需求人群积极续保，这会让部分险企面临亏损风险，从而长期经营积极性下降。

“应该把好事办好，未雨绸缪，防止出现由逆向选择和死亡螺旋导致的保险主体退出和市场一地鸡毛的后果。”郑秉文此前曾向媒体表示。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郑秉文上交提案，就此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国家医保局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惠民保，中央政府表态意味着地方政府提供数据支持等将会一顺百顺，有利于增强个人参保信心和提高参保率；

二是允许和鼓励各地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保费，这将是提高参保率和规避逆向选择的实质性支持；

三是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和制订行业标准。

郑秉文表示，惠民保能否取代目前相对薄弱的企业补充医保、个人税收优惠商保等，成为社会保险中的独立组成部分，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