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怡 博士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兼研究员

GBI 首席顾问

陈怡博士目前于国际创新药市场准入学会（IMAS）担任理事，并拥具近20年跨国和本土制药行业高管经验，曾任世界银行总部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劳工部高级经济官、宾夕法尼亚大学课题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宏观卫生政策、卫生经济学、国产创新药支付策略和模式、生物科技发展、医疗保险，新药定价报销和市场准入等。

自2015年起，我国创新药发展驶入了快速跑道，如今已经基本形成创新药生态链，药品市场竞争格局也从国产仿制药和外资进口药，上升为国产仿制药、国产创新药和外资进口药三大板块。此外，我国新药临床研发平均增长接近11%，增速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区域中最快。据BCG调研，我国大约有1600家生物科技公司，其中有60—70家本土生物科技公司已在欧美市场进行临床研发和商业化布局。2019年，麦肯锡报告指出，中国“上市前临床研发试验数”和“上市新药数”对全球贡献率分别为7.8%和4.6%，中国从位居全球医药创新第三梯队上升到第二梯队，与欧盟、日本等主要国家同列。

尽管我国创新药发展速度快，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还要走较长一段路。相比已有超百年系统化研究创新药历史的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创新药发展起步晚、历史短。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建立创新生态体系的关键要素融合上，在源头创新、转化医学、创新文化、投资理念、监管和支付体系以及总体产业链结构等多个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中国创新药总销售额在全球市场占比仅为3%，中国依然是一个仿制药大国。中国创新药企业研发投入比例低，源头创新能力弱，部分领域新药研发热点投资过度集中，赛道拥挤，同类药品竞争过度。

这种实质性的差距，在2018年以来的投资热潮骤降后的今天，暴露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受新冠疫情、药品控费措施、创新药融资挑战等影响，再叠加医疗保险支付难和国际监管趋严，创新药市场整体进入了发展低谷期。根据GBI数据，2022年，新产品许可引进和海外授权总和比例已经降到2021年上半年同期的50%。根据BCG数据，生物医药赛道的投资总额（PE/VC投融资事件）也比上年同期下降近一半，不少公司的港股跌幅超过80%。据2022年1—10月国家统计局数据，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为-3.8%，创新药融资和持续创新压力巨大。

未来几年，创新药发展前景如何？医疗保险控费是否长期可持续？如何激励研发创新药的动力？国产创新药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本土企业“出海”能否打开另一扇门？

从短期看，调整业务模式、确保和增加现金流、精简研发管线、加强合作、降低研发和商业化风险都是眼下企业层面应对困境的救急办法。但是，创新药产业发展更需要关注长期。

客观看待我国创新药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客观地说，2015年到2018年短短几年创新药的探索，虽然经历波折，但带来的积极影响，对我国创新药今后的发展意义重大。

01 国产创新药发展标志着我国开启国产“进口替代”新时代。

过去10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政策引导、科技人才引进计划、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及资本对Biotech（生物科技）投资的爆发性增长，对推动我国创新药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5—2021年是我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快时期，也是创新药处于探索的阶段。2017年以来，国家药监局每年批准新药上市数量接近美国FDA数量，并逐年上升，其中，生物制剂占比接近30%。截至2021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国产Ⅰ类新药近90个，平均每年实现10个新药。这些国产创新药的研发上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部分药品的进口替代，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Ⅰ类新药在抗肿瘤领域研发上完全空白、极度依赖进口药品的局面。例如，我国在肿瘤免疫PD-1抑制剂治疗领域，国产创新药总体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进口PD-1（PhIRDA数据)。肿瘤免疫治疗PD-1抑制剂是近年来最广泛使用的抗癌新疗法，其主要通过激活宿主免疫系统来破坏癌症的免疫疗法。

2016-2021年中国NMPA批准新药数量

来源：GBI

2016-2021年美国FDA批准新药数量

来源：GBI

国产创新药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同类新药，在重要领域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对我国创新药的早期发展、提高患者可及性极为重要。对创新药可及性，是我国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从2010年30.9%提高到2020年40.5%的一个重要原因。国产创新药的逐步替代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

02 国产创新药发展，加快我国创新药生态与国际接轨，提高了我国患者获得最新治疗的机会。

2015年，以《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出台为代表的中国药审改革启动。随后五年，随着政策落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蓬勃发展，更多的创新药企出现，更多资本涌向创新企业，更多的海归科学家回国，更多服务产业支持创新的政策出台。

业界一致公认，这项政策是中国医药产业真正进入创新时代的“敲钟者”，极大地激发了医药行业的创新活力。随后，2017年接轨ICH标准，2019年正式颁布《药品管理法》，2020年正式颁布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提出从监管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标准上为我国审批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极大地盘活了科学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

在癌症和罕见病新药领域，相同药品中美上市时间差已经分别从过去平均晚11年和9年缩短到现在1年左右。在早期研发方面，本土创新药临床时间之前都在同靶点原研药国际市场上市后才启动，现在，随着国产创新药企业快步跟随国际最新医药科技前沿，在一些重要药品研发上，本土与国际研发已经几乎同步。

中美相同药物获批上市时间差大大缩短

来源：GBI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因治疗产业链集群也在逐渐形成。在基因和细胞治疗研发领域，我国有424个项目处于不同阶段临床试验中，基因和细胞技术接近全球技术前沿，仅在美国之后，全球排名第二。

在医保层面，我国在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流程和评审标准逐步接近以证据为导向按价值付费的国际标准做法。由于药物经济学工具和药品谈判机制的引入，以及缩短医保药品目录评审周期，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等待时间从过去的平均5年缩短到现在的平均1.5年。2017年以来，先后有500多个新药纳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及时惠及患者。

在行业层面，我国创新药企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合作交易与日俱增。一是开展海外临床试验与国际质量标准接轨；二是海外引进和海外授权快速上升，海外布局拓宽盈利途径；三是海外布局以BD投资为主。据GBI数据，2021年，我国biotech头部企业总交易金额上，对外许可在2021年超过了许可引进，总金额达158亿美元，同比增长84%。这说明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管线布局中的重要性，国际跨国公司对国产创新药的认可程度大大提高。

在转化医学方面，与国际相比，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根据第三方医学发展基金会信息，截至2021年，我国共有1165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130家转化医学中心，其中包括五大国家级转化医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上，我国已建立16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吸引了近3.5万名高层次研发人才，形成交流合作的创新生态圈。

03 国产创新药发展以价格优势，促进中外药品市场竞争，让患者更可负担。

在进口替代上，国产创新药发展对提升研发能力、降低临床开发成本和药品价格做出了不小贡献。过去，我国进口创新药在中国的平均价格比周边国家高出2—3倍，有的甚至更高。由于历史原因，作为补偿我国进口新药进入中国市场漫长的准入时间，早期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不需要降价纳入；这导致大批进口药品在进入医保目录时，不但不降价，而且长期维持较高价格，有些药品甚至过了专利期，由于“单独定价”资格，并没有受到“专利悬崖”的影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缺乏同类同质量药品的竞争。当时，我国绝大多数仿制药品在质量疗效上无法与进口药品PK，加上国产创新药缺位，导致进口药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2019—2020年的PD-1医保药品谈判引起广泛重视，是因为中外创新药首次在最新治疗肿瘤领域同台竞争。国产创新药的直接竞争，颠覆了长期以来进口药品在重大疾病治疗领域拥有独家药品市场和价格垄断的局面，重塑了创新药多元化市场格局。更重要的是，国产创新药的竞争在抑制外资进口创新药高价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根据RDPAC行业协会2019年的数据，已在中国上市的进口药品如K药和O药（Keytruda and Opdivo），一个患者年治疗费用大约在50万—60万元，中国价格已经考虑我国患者支付能力做了大幅下调，大约为美国市场同类药品价格的50%左右。由于有国产创新药的竞争，进口PD-1价格又进一步降低到大约20万—30万元之间（目前这些药品均有患者援助赠药方案）。

04 国产创新药探索有助于回归理性投资，建立创新文化，聚焦临床差异化价值。

近几年投资浪潮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数biotech公司CEO是科学家或临床研发背景出身。在研发阶段，相对更关注研发产品本身，尤其在fast-follow的研发赛道上更多时间花在拼融资、拼临床速度、拼上市速度。尤其在建立商业团队之前，对市场前景、患者需求和医保支付意愿了解有限。多数人对后续商业化和市场准入可能带来的挑战，往往在新药获批上市后，进入商业化阶段才开始关注，没有提前考虑到商业化风险。

因此，资本和企业在预期上普遍存在三方面的认知短板：

一是投资创新药可较快带来高利润的回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以来药品保持很高的市场增长率、巨大的患者资源和较低临床试验成本等优势，导致行业过高地估计了创新药的投资优势。

二是药品监管门槛较低，我国临床试验新药不通过率几乎很小。缺乏临床试验失败的经历，导致大家对新药研发的特点、难度和风险了解不足，过度追求短期盈利目标。

三是对我国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和医保支付意愿认知不足。过度放大的盈利期望值导致的是融资期的过高溢价、过高的估值和me-too新药过度竞争与新医保谈判控费趋严的矛盾。

例如中外PD-1药品刚上市不久，市场预测我国PD-1可以带来千亿市场的销售。但是，2019年以来医保全面控费政策下的医保谈判导致PD-1价格持续大幅降价，市场大幅缩水，PD-1从千亿市场迅速缩到百亿市场。那些早期通过自建工厂和商业化团队致力做成平台的biotech初创公司，前期新药的商业化失败经历直接影响到了后续投融资的信心。

虽然眼下的阵痛会触动创新信心，但是，两大方面的进步让我们看到创新信心不会由此一蹶不振，新的创新周期将在路上。

1 一是我们在认知上更为成熟。我们认识到，早期市场预期在新政冲击下已被证明是过于理想和乐观。今后的投资将会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研发赛道的选择更注重临床差异化和长期价值；创新药行业是政策严监管的行业，药品不具备100%的商业化属性，政策监管和干预是平衡创新药利益和患者利益的重要政策工具，企业把握药物政策导向是做成功创新药的必修课 ；和任何行业一样，创新药发展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正常的。相对于其他行业，创新药行业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富有风险及挑战的行业。只有研发投资理念回归新常态，创新药发展才可突破。

2 二是在认知上回归理性投资。首先，创新药发展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和高投入、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药品研发规律表明，平均1万个开发的化合物只有一个能成功上市，平均每10个上市新药只有3个能获得盈利，平均一个新药研发成本在10亿—20亿美元，历经10年时间研发。其次，我国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和商业化能力、研发人才培养、科学家转型企业家、以及对国际规则把握等有了长足进步，也为今后做创新突破打下了良好基础。

3 第三，我国创新药发展刚起步，也会经历仿制替代、创新替代和创新突破三部曲，也即麦肯锡在《2021年的中国新药发展展望》报告中提到的未来三个可能的路径：可负担的创新（affordable innovation）、有突破性的创新（breakthrough innovation）和有影响力的创新（enabling innovation）。越是创新的产品，越需要更多研发投入和聚焦临床价值，研发难度也越大，同时，监管政策也愈加趋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