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过去数个月，美国制药行业在新一届政府的影响下不得不将制造回流——礼来、强生等MNC，都已承诺向美国工厂和研发机构投入数百亿美元。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巨头肉眼可见地增强了对中国同行的兴趣，纷纷以不菲的价格到中国扫货，买下这些药企的创新资产。这些交易的总额已经达到250亿美元左右，包括预付款和潜在的里程碑付款。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这些合作并无发声。但考虑到此类交易似乎公然违反了白宫的政策，接下来是否存在干预措施，尚未可知。

摆在美国面前的，是百般纠结的境况。

一方面，无论从“专利悬崖”挑战还是制药领域固有的分工倾向，MNC都需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寻找优质标的;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创新迎来“DeepSeek时刻”，动摇其长期领先的地位，美国得迫切回答“该如何自处”的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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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行动

要判断具体何时中国资产得到国际的普遍青睐并不容易。然而，转变确实在加速发生着。

2023年，BioCentury发布的一篇文章，将2015年药监改革以来中国的生物技术生态系统发展描述为“创新之上的创新”——快速迭代技术，甚至在第一代技术达到鼎盛时期之前，就创造了下一代技术。

这种潜力自然吸引了西方MNC和Biotech的关注。彼时，赛诺菲、诺华、辉瑞等巨头都表达了对中国创新的浓厚兴趣。一个瞩目的例子是，阿斯利康跟诚益生物签署总计超过20亿美元的授权协议，获得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ECC5004的海外权益。

随后到来的2024年，并购中国Biotech成为一个趋势。

自去2023年底亘喜生物被阿斯利康收购，仅半年时间，就有5家Biotech成为海外药企收购的对象。其中，诺华以35亿美元收购信瑞诺医药，强生以20亿美元、8.5亿美元分别收购安博生物、兰芽生物，NuvationBio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购葆元医药，Genmab以18亿美元收购普方生物。

当前的扫货高潮，是在2024年康方生物PD-1/VEGF双抗依沃西取得临床成功后进行的。试验中，依沃西一线治疗NSCLC优于默沙东的PD-1单抗Keytruda，这让人们燃起了对该药成为肿瘤治疗新王者的期待，而Summit Therapeutics通过早前的授权交易，也得以从中分一杯羹。

MNC正纷纷尝试推出各自的药物，与Summit/康方生物的产品竞争。

2024年11月，默沙东以约5亿美元的预付款和27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从礼新医药获得了一款PD-1/VEGF双抗LM-299的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独家许可。

仅过去半个月内，类似的交易继续上演，规模甚至更大。

例如，辉瑞在5月中旬宣布，将向三生制药支付超60亿美元，获得后者开发的PD-1/VEGF双抗SSGJ-707。值得注意的是，辉瑞还将对三生制药进行1亿美元的股权投资。

6月初，主场来到BMS这边。这家MNC与BioNTech宣布达成一项总额高达111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共同开发PD-L1/VEGF双抗BNT327——一款最初源于普米斯，2024年11月BioNTech通过获得的资产。

对于任何生物技术许可协议来说，这些数字都相当高昂，因为被看中的候选药物距离获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进入中国自主研发新药的视角，前述金额也是前所未有的。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医疗保健项目教授兼主任Craig Garthwaite评价，这些中国药企相当成熟，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并证明科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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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来者

随着默沙东、辉瑞、BMS纷纷加入PD-(L)1/VEGF双抗的争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股热潮将持续多久?

现有的PD-(L)1赛道参与者，可能不仅仅寻求双抗来巩固其地位;相反，追逐检查点抑制剂的玩家，有望利用这些下一代抗体的资产来弥补错失的PD-1机会，甚至可能超越以默沙东为代表的PD-1龙头。

礼来、诺华都被市场猜测为潜在的买主。二者曾关注过PD-1抑制剂，只不过随着市场变得越来越拥挤，获得监管批准的挑战也增大，它们都先后放弃了计划。

此外，礼来和诺华都对VEGF疗法颇为熟悉。

礼来的VEGFR2抑制剂Cyramza已获批用于治疗某些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和EGFR突变型NSCLC患者。诺华的Beovu则是一款VEGF药物，用于治疗某些眼部疾病，例如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

事实上，在BMS和BioNTech交易宣布前不久，参加ASCO年会的礼来肿瘤学总裁Jake Van Naarden就透露，PD-(L)1/VEGF双抗的数据“令人振奋”。

Van Naarden表示，如果最终很明显这将是一类重要的药物，那么礼来拥有自己的PD-(L)1/VEGF产品当然是有意义的。他同时强调，现阶段礼来拥有比以往更多的资源引进这种药物并进行临床开发。

而对诺华来说，PD-(L)1/VEGF显然处于上升期。

辉瑞跟三生制药的合作披露后，诺华开发总裁兼首席医疗官Shreeram Aradhye称，“这显然是一个我们会仔细评估并考虑所有选择的领域”。

按照他的说法，PD-(L)1/VEGF双抗可以为诺华带来一系列机遇，甚至超越公司内部的放射性配体疗法研究，诺华将该领域视为一种“潜在的对冲”——既不会陷入错失良机的恐惧，同时也确保正确评估PD-(L)1/VEGF资产可能带来的附加价值。

虽然MNC的高管对PD-(L)1/VEGF双抗有所保留，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在交易最终被报道前都不愿分享细节。

例如，在和BioNTech的交易公告发布前一天，当被问及PD-1/VEGF双抗是否适合BMS时，BMS首席医疗官Samit Hirawat并没有表现出对该领域的任何特别兴趣：“这无疑是非常有趣的数据，我们必须继续观察其发展方向，然后根据进展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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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危机

MNC想买是一方面，能不能买却又是需要额外考虑的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美国的药物研发依赖于大型制药公司的资金，现在这些资金可能流向了中国，而不是本土Biotech聚集的马萨诸塞州剑桥。

特朗普政府尚未对当前的交易热潮发表看法。不过，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日益感到担忧。

去年，Summit因为PD-1/VEGF双抗的临床成功，备受投资者、分析师期待，市值水涨船高。Leerink Partners分析师表示，美国和欧洲的药企其实一直在探索类似靶点组合，可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

Barron's的文章指出，这是因为在中国进行早期人体试验比在美国更便宜、更容易。按照Cantor Fitzgerald分析师的观察，除了美国那些大型公司外，其他所有Biotech通常只同时开发一两种候选药物，而类似规模的中国Biotech“可能有十几种”不同的药物处于试验阶段。

PD-(L)1/VEGF双抗并没有被美国Biotech列为优先考虑的药物，但中国药企却纷纷推出各异的组合疗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在研PD-(L)1/VEGF双抗达35款，中国占据20款。

这对美国生物技术行业来说并非好消息，近年来，该领域饱受股价下跌、现金短缺等挑战的重创。 过去12个月，SPDR标普生物技术交易所交易基金下跌11.5%，而标普500指数则上涨11.7%。

Cantor Fitzgerald分析师表示，美国投资者面临的部分问题在于，很难了解中国Biotech究竟在研发什么，“目前这有点像个黑匣子，因为很多中国公司可能拥有资产”，“可能有十几个正在研发的分子，你却闻所未闻”。

从长远来看，担忧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曾担任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高级政策官员的Joseph Grogan形容，美国身边正在出现一个“非常危险的竞争对手”，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把整个生物制药生态都建立起来，那美国“就完蛋了”。

近年来，美国已经在采取措施，试图遏制被赶超的势头。尚未获得国会通过的《生物安全法》，针对的是来自中国的药品生产制造，而国会最近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则呼吁美国采取“迅速行动”，与中国生物技术行业竞争。

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NSCEB)在4月向国会的文件指出，美国政府必须在未来五年内投入至少150亿美元，巩固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此外应禁止NSA、HHS合作的公司与中国公司开展业务。

这与特朗普政府的方向重合。2月21日，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特朗普，向美国联邦几位重要官员发送了一份名为《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的备忘录，强调为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强化对境内外“外国竞争对手”投资的限制与监管。

由于这份备忘录缺乏细节，特朗普政府将拥有更广泛、随意的定义权。

比如，对于在美“投资”，文件规定“中国投资人不能有控制权，管理权，不能有投票权，甚至不能公开访问技术信息”，这似乎就堵死了当前火热的NewCo模式交易。

但中美技术脱钩是否能如特朗普政府所愿，恐怕仍需时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