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台前的那几秒，我知道我应该说话，但大脑像被按下暂停键。”对于社交焦虑障碍(即社恐)患者而言，这不是夸张，而是日常。

而对于那些试图开发抗社恐新药的制药公司来说，这种“卡壳”的感觉，也再熟悉不过。

在过去二十年里，社恐新药研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3%的终身患病率[1]、数以千万计的患者，却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速效、按需治疗药物。

传统药物，如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SSRI)类抗抑郁药[2]起效缓慢且副作用显著，而苯二氮䓬类药物伴随依赖与滥用风险[3, 4]。对社恐人群而言，他们期待的是一种能在关键时刻“救场”的药——吃一片或者喷一下，就能克服对社交场合的恐惧。

社恐推荐治疗药物[5]

过去几年，这个梦想似乎一步步接近现实。两款社恐药物冲向III期临床，然而希望与失望交替上演——fasedienol(PH94B)III期结果反反复复，而soclenicant(BNC210)直接倒在III期。如今，新的挑战者AQW051再次出发。这是一次新的起点，也可能是又一场“死亡”。

三款社恐新药接力入局

故事要从Vistagen的Fasedienol说起，它曾是被寄予厚望的先锋。

这是一种基于pherine设计的速效鼻喷雾剂，可调节控制恐惧和焦虑的嗅觉-杏仁体神经回路以及减弱交感自主神经系统的张力，从而在数分钟内减轻社恐患者的焦虑。不同于传统抗抑郁药和苯二氮䓬类药物，该药物不直接激活GABA-A受体，也不直接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理论上既安全又快效。

来源：Vistagen 2025年8月企业概况PPT

在早期小样本III期试验中，Fasedienol确实显著降低了社恐患者在公开演讲场景下的主观焦虑量表(SUDS)评分[6]。然而，在扩大规模再次验证后，Fasedienol未能通过考验[7]。见此结果，Vistagen迅速叫停后续的III期PALISADE-2研究，并将失败归咎于SUDS的主观性过强。这家公司随后承诺将在未来的III期研究中将主要终点的评估工具替换为更客观的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SAS)。然而两年过去，Vistagen并未兑现这一承诺，全新的III期研究(PALISADE-3和PALISADE-4)依旧使用SUDS评分作为主要终点。

Vistagen或许是寄希望于扩大样本量来走通Fasedienol的上市路径。故事是否会迎来反转，明年即可见分晓。

来自Bionomics(已经更名为Neuphoria Therapeutics)的BNC210带着另一种逻辑登场。该药物是一款靶向α7烟碱乙酰胆碱受体(α7 nAChR)的负向变构调节剂，试图通过调节胆碱能系统来平衡恐惧以及焦虑相关的应激回路。

来源：Neuphoria Therapeutics 2025年8月企业概况PPT

BNC210并没有比Fasedienol更加靠谱——II期研究数据虽有临床意义但无统计学意义[8]。但Bionomics还是决定冒险一试，在2024年7月启动了III期AFFIRM-1研究，并且主要终点同样采用了SUDS评分。

很遗憾的是，该研究走向了与Fasedienol同样的结局——被安慰剂绊倒在终点[9]。

有分析师指出，BNC210的机制可能更适合慢性应激调节，而非“即时减压”。Bionomics最终选择退出社恐赛道，转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需要长期治疗的适应症。

就在业界对社恐药物研发前景陷入悲观时，Vanda Pharmaceuticals悄然启动了AQW051的社恐III期临床。

AQW051的作用机制与前两款药物截然不同，甚至与BNC210刚好相反——作为α7 nAChR的部分激动剂，目标是在特定脑区激活而非抑制该受体，从而快速恢复恐惧调节机制的平衡。

在II期研究中，AQW051显示出了积极的疗效信号——相比于安慰剂组，AQW051组受试者在人前演讲时感受到的压力更小[10]。Vanda Pharmaceuticals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数据，只是默默地将其推进至III期临床阶段。这一次，AQW051也许不只是回答“社恐能否被药物缓解”的问题，并且也将验证“α7 nAChR介导的通路是否是社恐的关键阀门?”。

为什么社恐新药总是死在III期?

社恐成为新药研发死亡谷，背后有着多重原因。

首先是疾病本身的异质性。社恐的表现形式多样，从轻微的社交不适到严重的社交回避，患者群体的差异性很大。这些差异意味着，在临床试验中很难找到一个普适性强的治疗方案。

不仅是治疗方案，社交的焦虑强度评估也受患者的异质性影响。目前临床试验中所采用的SUDS工具高度依赖患者在单一情境下的主观感受，而社恐人群希望回避的情境是多元的，并且症状其实包括认知(如灾难性思维)、生理(如心率增快、出汗)和行为(如回避、颤抖)三个维度。

SUDS的部分分项

(来源：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相对而言，LSAS更为客观——通过锚定具体社交情境，如在公共场合吃饭、被人注视、参加聚会、与陌生人交谈、公众演讲等，来测量人们的恐惧和回避程度。在帕罗西汀、舍曲林和文拉法辛等抗抑郁药的社恐注册性临床研究中，LSAS评分均为主要疗效终点。但LSAS的评估过程也更加复杂和耗时。

LSAS所设的部分情境

(来源：国家社交焦虑中心，NSAC)

况且，在精神疾病的临床试验中，安慰剂效应往往非常显著，患者仅仅因为相信自己在接受治疗，就可能出现症状的明显改善。对于社恐人群而言，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患者参与临床试验需要与研究人员互动、参加评估访谈、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成任务，这些经历可能在无意中改善或恶化患者的社交焦虑症状，从而掩盖药物的真实效果。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社恐的发作往往是瞬时的，而药物起效时间是滞后的。III期失败，未必是药物无效，而是药物设计及临床设计难以对齐现实。

随着多次失败累积经验，行业也应该开始反思：社恐是否需要精确定位使用场景、目标人群?

对于社恐患者来说，每一次新药研发的失败都意味着希望的延迟。但对科学而言，每一次失败都是向答案靠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