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2011-06-15

本月8日,上海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第二批中标目录正式对外公布,在此次上海基药招标基层医疗机构使用部分的中标目录中,涉及合资、外资药数量至少达60多个品种、150多个品规,相关外资药企涵盖辉瑞、拜耳、礼来、施贵宝、默沙东等近30家。

相比此前备受争议的“安徽模式”,即唯价取胜的双信封制度,此次上海基药招标所采取“在价格与质量间试图折中”的探索被业内人士称为“上海模式”。

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包括竞标的企业方、业内专家纷纷对新鲜出炉、正等待市场检验的“上海模式”发表了自己看法。

“上海基药招标中出现较此前预期而言更多的外资药企,体现了‘基本药物质量更重要,价格不是最为重要的’这一个观点。基本药物与治疗肿瘤等相对较少的药物不同,使用人群、次数非常广泛和频繁,因此质量是重中之重”,礼来中国副总裁邢军博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我相信此次招标的结果,上海的有关部门肯定是考虑了上海市民普遍的经济承受能力,而选择纳入更多质量上更为有保障的药品。”

“上海模式”VS“安徽模式”

自去年12月末,上海卫生局发布招标公告,启动本年度上海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采购总量为307个国家基本药物品种和381个上海市增补目录品种)。相较此前安徽省基药招标模式,上海的基药招标更多的是采用了定量综合评价,评标要素由质量、信誉与服务、价格三方面组成,从根本上避免了单纯的价格“恶性”竞争。

据媒体初步统计,此次基层医疗机构中标价格总体降幅为39%(含15%差率),外企的降幅低于39%。

国药控股高级顾问干荣富此前曾向媒体表示:“上海市药品招标一向比较理智,此次基药招标把药品质量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药物的可及性,也有利于缓解大医院的压力,实现患者向社区医院沉降的政策目标。”

而“上海模式”的前驱“安徽模式”则显然承受着内、外资药企双方的质疑压力。

据悉,安徽省基药招标采取的是“双信封招标、量价挂钩、单一货源承诺、生产企业承担配送责任等诸多创新方案”,然后在最终的竞标中却有国内药企向记者反映其在所投的7种剂型中均投出了最低价,但其中6种剂型就因未通过技术标评审,直接失去了进入商务标并最终中标的机会,而不少国外的竞争对手却成了最后的赢家。

在安徽独有的“双信封”模式下,药企须通过第一轮技术标评审(根据包括质量类型、生产规模、销售额、行业排名、市场信誉、不良记录情况等相关指标来实行百分制评标),方可进入第二轮商务标比价。

而有声音质疑,在技术标中占较大分值的“销售金额”一项中,安徽方面是用企业的整体销售金额计算,而不是本次要招的药品的销售金额计算。此前通化东宝内部人士曾表示,安徽模式中的这种制度瑕疵可能与该公司低价竞标却“7投1中”的怪相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在外资药企方面,对受惠于安徽模式的说法也予以了否认。

同样参与“安徽模式”和“上海模式”基药招标的礼来方面表示:“虽然现在‘安徽模式’的成效还未有结论,但是各方都在抱怨。外企方面的抱怨是,双信封第一轮技术标几乎是国内市场70%的药企都可以进入,这个‘过滤网网眼太大’,技术标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最终良莠不齐的企业都可以进入技术标肯定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邢军博士表示,“安徽模式”中工信部做出的“行业排名”我们此前都从未听说过,而当那些“只要不是太差”便可进入技术标的药企,最终唯价取胜的商务标肯定有利于它们,而非是外资药企。

“零差率”制度下的“贵药恒贵”?

虽然“上海模式”的基本药物招标颇受业内赞许,但是各地适用的药品“零差率”销售制度能否真正解决医院从中“变相获利”,一如早前天价“芦笋片”的情况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对记者表示:“政府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告诉公立医院,你卖药只能赚15%。这个做法是希望医院保有公益性,对所有老百姓有好处。但是试想,华西医院医药公司生产的芦笋片在长沙有一个国营的批发商,他们的批发价分别是30块钱185块钱两种,结果长沙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按照185块钱进货。毕竟按30块钱进药只能赚4.5元,185块钱的则可以赚27块多。这种相关部门的管制不当,可称做药品加成政策。”

“相关部门的确经常会去检查公立医院,但是都是只查加价有没有真的超过15%,但这个药品本身的价格贵不贵、好不好,却根本不管”,顾昕指出,“很多地方的中标价高于批发价,因此虽然中标之后平均价降了45%,但是大部分医院因为相关部门的关系,还是选用贵的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教授也向记者表示:“国内许多医院方面会考虑,如果我能把某种药物卖115元,10块钱进的药也卖115元,那我肯定会告诉批发商把批发价改213元,按照213元来卖,多出来的再送还给医院。这就是零差价的弊端,现在不让合法加价就全部拿回扣和返利,这些现象主要是在二三级医院比较普遍。”

朱恒鹏教授指出,2009年9月安徽开始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安徽模式有所创新,不再和卫生院纠缠到底加价多少。“不要谈压多少价补多少钱,而是谈把所有的医生全部养起来需要多少钱,这就是收支两条线的来历。卫生院的所有收入上交给财政,医院方面需要多少运营等方面的资金财政全部给你。但这样的做法必然需要定岗定编定工资,工资走向了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因为医生干多干少都一样。“过去靠药物赚钱是不好,但是过去靠药赚钱有一个好处是一线的、开药多的医生收入高,体现了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医院也愿意看病人。而安徽模式下医生看病的积极性就下降了,于是就出现了基层很难看病,纷纷转到县级去看病,县级方面就出现了排队多、看病贵的问题。这就是安徽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