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芮宁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历了一场极限时间挑战下的技术攻关之旅;
•药明生物在戈芮宁项目投入了所有的创新技术;
•北海康成预计戈芮宁可将患者年治疗费用降低50%以上,还能收回研发和生产成本;
•戈芮宁项目填补了国内罕见病创新药从研发到生产全链条数据的空白。
•中国公司掌握了酶替代疗法技术平台从研发、生产到上市的完整流程,让监管机构为今后上市的所有酶类药物制定了监管和技术标准。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挑战。
5月15日,当中国国家药监局官宣批准注射用维拉苷酶β(戈芮宁)上市时,距离其递交上市申请仅过去6个月,距离项目立项还不到7年。
这不仅打破了行业“十年一新药”的铁律,更上演了一场创新药企与全球级CRDMO深度绑定带来的中国罕见病新药研发“破冰时刻”。
作为中国首个本土药企自主研发创新的罕见病药物,以及中国首个通过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的创新生物药,戈芮宁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历了一场极限时间挑战下的技术攻关之旅。
“我们也知道前途障碍重重,但关关难过,关关要过。”北海康成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薛群博士告诉研发客。
北海康成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薛群
戈芮宁的研发之路宛如在迷雾中摸索前行。从酶分子改造到蛋白产量攻关,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未知的风险;再到酶活性提升,团队需要在反复的试验中优化工艺。这条充满坎坷的征途鲜为人知,直至戈芮宁成功上市,它背后跌宕起伏的研发历程才得以展现在大众眼前。
“没有药明生物团队给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对罕见病项目的共同使命感,我们无法完成这样复杂的一个项目。”薛群博士特别强调。
中国罕见病研发的破冰时刻
沙利文报告显示,全球受罕见病影响的人数有2.6亿~4.5亿,已知的罕见病超过7000种,但目前仅有约5%的罕见病存在有效治疗方法。
由于患者基数小,临床试验招募困难、开发风险大、成本高、市场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大多罕见病药物开发都面临着商业化困境。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科学上有意义、临床上有需求、但实际上很难赚到钱的难题。
正是如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罕见病是新药研发公司不轻易涉足的领域。
早在2011年中国新药尚处于萌芽阶段时,薛群就辞去了健赞中国总经理的职位,转而成立北海康成闯入罕见病赛道。10年后,这家公司以“港股罕见病研发第一股”的身份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作为北海康成上市的第三个罕见病药物及首个自主研发产品,戈芮宁的到来能为其销售收入和造血能力的提升带来多大的助力?
在薛群看来,戈谢病虽然受众人群较小,但因为部分地区有医保和商保政策倾斜,国际市场上罕见病药物的销售和盈利足以维持企业健康成长。
“假设要让中国3000例左右患者中的80%都用得起这个药,一年用药总量是能计算出来的。结合这个药的成本、市场预期、以及国家和社会承受能力,一年用药总量的买单金额也能算出来。”他说。据悉,北海康成正在积极与医保支付部门商定戈芮宁的定价方案,同时推进其在国际市场的拓展。
“希望戈芮宁的成功,可以为国产罕见病新药起到‘领头羊’的示范作用,包括在临床开发、各种法规突破、定价、报销体系制定及中国罕见病生态圈闭环的形成和完善等方面。”他进一步表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改变资本市场对罕见病药物研发的疑虑。”
时间和成本极致压缩的攻坚之路
要算好戈芮宁的这笔经济账,得把时间追溯到2018年。那一年,北海康成与药明生物宣布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选择戈谢病作为第一个合作项目。
彼时,戈谢病进口药已在中国获批,但150万~250万的年治疗费用令大多数患者望而却步。
“如果中国药企不在本土化自主研发和生产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在国际市场的定价上就没有话语权,在整个罕见病药物创新和市场化生态中更没有一席之地,患者只能奢望和等待进口药在中国降价。这样的期盼是被动且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薛群说。
这一理念不仅得到了药明生物CEO陈智胜的认可,还令他“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希望通过药明生物的技术平台赋能,让更多罕见病药物能够在中国及时研发出来,在比进口产品定价低不少的情况下,药企仍然具有一定盈利空间,这是药明生物和北海康成合作的初衷。”陈智胜说。
药明生物CEO 陈智胜
于是,双方在合作初期共同制定了一个目标,研发和生产出一款中国患者用得起,未来也能进入国际市场的新一代戈谢病疗法,同时整个项目的时间成本和投入成本最终能在市场上得到回报。
但要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并不容易。戈谢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酶替代疗法(ERT),由于酶类本身存在不稳定性,采用传统的连续灌流工艺,产量并不理想,导致生产成本过高,做出一个患者每年使用的药物量,成本可高达上百万。
双方团队经过技术攻关,决定采用药明生物自主研发的超高效连续生物工艺平台WuXiUP。据药明生物公开资料,WuXiUP广泛适用于各种分子类型,尤其是不稳定或难表达的蛋白,相较于补料式培养,可将几乎所有类型生物药产量提升5~15倍,远高于业界传统灌流工艺的产量水平。最终,药明生物将该药物的综合产量提升超过110倍,酶比活性提升超过50%,并且在工艺性能确认(PPQ)生产中表现非常稳定。
作为首个在中国生产的酶替代疗法,戈芮宁还采用了新一代的酶合成技术。北海康成和药明生物研发团队对酶分子进一步优化,与第一代产品在酶合成以后再做糖基化修饰不同,该产品通过发酵细胞改良,在第一步细胞发酵过程中就完成了糖基化修饰。
薛群解释:“光有氨基酸序列的酶是不能够被人体的细胞所吸收的,所以糖基化修饰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一气呵成的新一代酶合成技术非常有意义,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加速生产周期,而且排除了外源性病毒污染的机会,使得酶的生产既高效又安全。”
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北海康成委托药明生物上海基地负责生产原液,无锡基地负责制剂和包装,从而提高每个厂房的利用率。面对多场地协作、工艺分段委托、GMP合规、全流程追溯、药监部门跨区域协调等挑战,药明生物和北海康成紧密协作,成功完成了分段生产试点申请和审查。
“药明生物多年的商业化生产经验和严苛的生产管理及质量标准,是我们拿到分段生产试点项目的敲门砖。”陈智胜表示,“戈芮宁顺利通过分段生产检查,是中国药品监管层面的一个突破,也是监管机构对药明生物的信任,更为这个项目上市节省至少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此外,针对酶类药物特有的内吞活性检测难题,药明生物团队在反复试错后,利用自研的WuXia细胞株构建平台成功构建出过表达甘露糖受体(MR)的工程细胞,并开发了用于商业化产品放行和稳定性测试的细胞活性检测方法,有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控制。据介绍,通过WuXia技术平台开发的药物分子已超过800个,细胞株蛋白表达量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陈智胜坦言:“在戈芮宁这个项目上,我们真的是把所有的创新技术都用在这里面,从而完美降低了成本。”
尤为值得一提的,这些技术突破几乎都是在压缩到极限的时间表内高效完成。比如项目启动后1年内交付CMC和毒理试验结果,所有工艺表征研究工作在6个月内完成,6个月完成BLA所有准备工作 ……
守得云开见月明。薛群表示,在一系列创新开发工艺和生产技术的攻关下,戈芮宁上市后,有信心将患者年治疗费用大幅下降50%以上的同时,还能收回研发和生产成本,并且支持公司更多在研管线和长期发展。
戈芮宁的成功,除了研发团队的“瓷器活”,更离不开药明生物从药物发现、开发到生产的一揽子技术平台这些 “精钢钻” 的强力加持。“对北海康成而言,这是一个超预期的成果,也说明药明生物赋能创新药物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能力真正经受住了考验。”陈智胜说。
罕见病研发困局的中国解法
事实上,戈芮宁并不仅是一个“国产版本”的替代者,它还迈出了“超越”的步伐。
在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时,临床试验也证明其可显著改善戈谢病核心指标,治疗9个月脾脏体积降低35.32%,血红蛋白增加2.17 g/dL。它还是目前国内已获批的三个戈谢病治疗产品中,适应症范围最广的产品,同时获批用于Ⅰ型和Ⅲ型患者,还率先覆盖青少年群体。
薛群透露:“当前,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全面推动戈芮宁纳入医疗保障范畴,希望它可以获得省级或国家层面医疗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使更多患者更早获得规范化治疗。从社会价值来看,基于戈谢病累及多器官系统的特征,我们也应该尽早让青少年患者获得治疗,切实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戈芮宁不是终点,而是更多新药研发的起点。它的上市,让中国公司掌握了酶替代疗法技术平台从研发、生产到上市的完整流程,让监管机构为今后上市的所有酶类药物制定了监管和技术标准。
“当前全球已有28个酶替代疗法上市,这28个产品代表了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市场体量。我们也希望在酶替代疗法上长期与药明生物合作,在一些重点领域复制戈芮宁的成功,使得本土管线达到全替代水平。同时,我们还可能进行全球新的研发,开拓新市场,帮助更多患者。”薛群表示。
在陈智胜看来:“新药研发本质上是一项可迭代的系统工程。”他以戈芮宁项目为例,合作双方共同攻克了酶过活性提升、成本优化、质量控制和效价增强等系列技术难关。每个参数调整都意味着全新的技术突破,每个环节都需要协同攻坚。而这样的赋能经历,也使得公司在未来承接类似项目时更有经验。
他进一步表示:“利用药明生物的技术平台支持更多罕见病药物研发,这是我们和北海康成下一步的目标。我们也希望和更多全球生物技术公司或专注于罕见病的公司合作,把罕见病药做得又快又好。”
事实上,罕见病一直是药明生物关注的领域。截至2024年底,药明生物的平台已支持21个罕见病相关项目,目前已赋能三款罕见病新药上市,包括Amicus的庞贝病疗法Pombiliti。
当CRDMO企业深度赋能早期研发,当监管体系展现创新弹性,当支付系统开始认可社会价值,中国罕见病研发的“不可能三角”正被逐步破解。
随着CRDMO企业深度参与早期研发,越来越多的“非巨头”药企也有了登上创新舞台的可能。特别是在肿瘤治疗、免疫治疗等领域,技术平台的共享与合作将成为推动产业突破的关键引擎。
当然,挑战仍未消失。如何在患者基数小的前提下优化临床试验设计?如何构建面向国际的质量监管标准?如何在资本回报与患者可及性之间寻找平衡?这些问题依旧需要产业各方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结语
登高望远者,不畏山远路险。戈芮宁的破晓之光,是一场面向“罕见”的长期主义胜利,也是一种产业信心的回归。它照亮的不仅是某个疾病领域,更是整个罕见病药物研发从 “跟跑” 到 “领跑” 的蜕变之路。
而这,或许才是戈芮宁留给产业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