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家从北生所孵化出来的企业，出生自带创新基因;

• 华辉安健的PD-1/ CTLA-4/VEGF-A三抗HH160的靶点组合与百济神州自研管线形成互补;

• 国内首个丁肝治疗药物附条件上市，并已启动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

2026年春天，华辉安健迎来了两个在行业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节点：

1月，该公司旗下靶向乙肝/丁肝病毒PreS1区域(病毒靶点)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立贝韦塔单抗(HH-003)在中国获批附条件上市，适应症是慢性丁型肝炎病毒感染，结束了国内丁型肝炎治疗药物长期空缺的局面，也是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个获批的抗体类药物;

4月，百济神州以超20亿美元的潜在付款总额，另加分级许可使用费，获得华辉安健三特异性抗体HH160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并达成许可与合作协议。HH160是华辉安健用自有平台PolyBoost™开发的PD-1/ CTLA-4/VEGF-A三抗，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随着这些消息陆续公布，华辉安健逐渐进入行业视野。

这家从北生所孵化出来的企业，出生自带创新基因：乙肝/丁肝治疗抗体立贝韦塔单抗，源自北生所李文辉教授与隋建华教授团队的基础研究，也是北生所从0到1原始创新成果实现转化的代表性案例。

与百济神州交易的缘起

“从合规角度，王晓东院士既是百济神州非执行董事，也是华辉安健董事，所以这笔交易作为关联交易进行披露，是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程序，这个没有问题。”华辉安健CEO陈彬博士说，“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笔交易的起点和促成因素，完全是商业BD的逻辑。”

陈彬拥有美国内华达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2021年加入华辉安健之前，在安进、强生、拜耳等跨国药企领导过数十种候选药物从临床前到III期的临床开发，还曾担任北京合生基因CEO。

华辉安健首席执行官 陈彬博士

陈彬详细介绍了交易的缘起：“最初百济神州注意到我们的三抗项目，是在2025年的AACR会议上，他们的BD同事看到了我们发表的poster，对HH160产生了兴趣，随后就与我们的叶斌博士取得了联系，希望深入了解。这就是交易的起点，纯粹是一个标准的学术会议场景下的项目发现。”

“百济神州非常专业，其BD团队及业务部门对我们的HH160做了完整的尽调。他们甚至拿着我们的抗体做了一系列实验，把同类的抗体都自己做过比较，最终才选择了我们的三特异性抗体。”

陈彬在他的MNC职业生涯中参与过不少BD交易，这笔交易和其他经历过的BD交易具有同级别的专业度。且在他看来，双方与北生所的同源渊源，为合作建立了天然的信任基础。

“我参与过很多BD项目，两边的团队要建立足够的信任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和百济神州从合作一开始就有了信任基础。对于需要加速推进的产品来说，这节省下来的时间和沟通成本是非常宝贵的。”

“两家公司都希望为全球患者带来生物医药创新，都看重长期价值。这也是我们最终选择百济的重要原因。”理念契合也是陈彬特别看重的。

“晓东院士作为我们的董事，确实对华辉安健非常关心，在很多方面给予了指导。但具体到这笔交易本身，完全是按商业BD的逻辑来推进的。”陈彬说。

从管线协同性来看，HH160的靶点组合与百济神州的自研管线形成互补。HH160靶向PD-1/VEGF/CTLA-4三重机制，与百济神州自研的EGFR/cMET双靶点三抗BG-T187形成差异化双线布局。百济神州的自研BG-T187同样处于早期临床阶段，已于2024年在澳大利亚启动I期临床试验。HH160覆盖免疫检查点及血管生成通路，BG-T187靶向EGFR及MET通路，二者共同完善了百济神州在实体瘤领域的治疗体系。

为什么要做三抗药物

HH160同时靶向PD-1、CTLA-4和VEGF-A三个靶点。PD-1/PD-L1与VEGF的双抗已被业界视为第二代免疫治疗基石。康方生物的双抗(PD-1/VEGF)授权给了Summit，普米斯的双抗(PD-L1/VEGF)转给了BMS，辉瑞也引进了三生国健的双抗(PD-1/VEGF)。在这个已被高度关注的领域，为什么华辉安健要再加一个CTLA-4做成三抗?

“CTLA-4靶点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陈彬说。

CTLA-4实则在PD-1之前就已被验证的免疫检查点，但第一代CTLA-4抗体，特别是BMS的伊匹木单抗，毒性相对较大，治疗窗口窄，剂量难以把握。很多公司都在做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CTLA-4抗体，寻找平衡疗效和安全性的窗口。

但近两三年，越来越多临床数据显示，CTLA-4在多抗形式下安全性和疗效都在改善。典型的例子就是康方的AK104(PD-1/CTLA-4双抗)。一项涵盖1271名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其≥3级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发生率仅为11.3%，远低于O药+Y药联合治疗的32.8%-47%。BMS的CTLA-4抗体伊匹木单抗联合PD-1抗体和化疗在CheckMate-9LA研究中使患者OS达到15.8个月。和铂医药的HBM4003(全人源重链抗CTLA-4抗体)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在黏膜黑色素瘤患者中ORR达到40.0%，≥3级TRAEs为25.0%。

“这些临床证据的积累，让我们决定在双抗基础上，利用纳米抗体技术优势，把CTLA-4加进来做成三抗。”

在设计上，华辉安健的PolyBoost™多特异性抗体平台基于纳米抗体技术，整合多种抗体发现与筛选技术，支持复杂结构抗体的精确组装和功能优化，使多个作用机制能够被整合到同一个候选分子中。HH160是该平台开发的代表性项目。

HH160采用对称六价结构以抗VEGF-A的人IgG1抗体(贝伐珠单抗骨架)为基础，在重链N端和C端分别融合抗PD-1和抗CTLA-4的纳米抗体，形成每个靶点两个结合位点的对称六价分子，同时进行Fc段沉默改造以消除ADCC/ADCP/CDC效应。HH160的PD-1和CTLA-4部分都是纳米抗体具有较强亲和力。

“我们相信，通过三抗形式，CTLA-4能在肿瘤微环境中实现更局部的富集，从而在保持同等亲和力的情况下提升安全性。保持较高亲和力，是为了确保CTLA-4通路的疗效不会降低。”陈彬说。

三抗的设计和生产难度远超单抗和双抗，不是简单把三个抗体连在一起就可以。“我们的CMC团队非常强，”陈彬说，“新冠期间曾做过一款鼻喷的五聚体融合蛋白，那是5个抗体大小的分子，分子量超过1000kDa，我们不但把它做到了稳定，还做成了冻干制剂、鼻喷制剂、甚至吸入制剂。相比之下，三抗反而容易了。” 这些经验为公司的生物制剂吸入及鼻喷雾制剂平台奠定了基础。该平台与前端抗体发现和工程平台衔接，使复杂蛋白分子能够进一步进入工艺、制剂及临床开发环节。

真正难的是三个靶点的平衡。“单抗只需要平衡一个靶点的安全性和疗效，双抗需要平衡两个，三抗需要同时平衡三个。”华辉安健通过一系列细胞实验、小鼠实验、GLP猴毒理实验不断摸索，最终找到了一个在三个靶点上都有良好安全性和疗效的分子。

目前，该药在中国已启动I期临床试验，覆盖非小细胞肺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胃食管腺癌、三阴性乳腺癌等多种晚期实体瘤。预计到明年，就能看到HH160在病人身上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数据，陈彬说。

从靶点发现走到上市的长征

回到华辉安健立身之本的乙肝/丁肝治疗抗体立贝韦塔单抗(HH-003)。

据WHO统计，全球约1200万HDV患者。慢性HDV感染是最严重的慢性病毒肝炎，能显著加速肝硬化与肝癌进程。国内流行病学数据尚不完整，不同机构估算差异较大。在HH-003之前，中国患者无药可医。“因为没有丁肝药，大家也就不检测了。”

吉利德此前从一家欧洲公司收购了丁肝药 Hepcludex 并在欧洲推动上市，今年才在美国获批。这款药价格高昂，没有进入中国，也很难在最密集的蒙古、巴基斯坦以及狭义的中亚地区得到广泛使用。

“立贝韦塔单抗不但填补了中国临床的空白，”陈彬说，”我们也在努力让它进入这些相对贫穷落后但病人需求极高的地区，让更多患者能够尽早用上中国的创新药。”目前，该药已启动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并拟向蒙古、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药品监管部门提交上市申请。

从0到1的创新意义上，陈彬认为立贝韦塔单抗是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全流程走完的罕见案例。

“中国有很多药物，但靶点发现往往不在中国，或靶点发现虽在中国但没能成功转化。真正从头到尾、从原创靶点到上市药物走完全程的，在中国制药史上极为罕见。这也是为什么央视和全国性报刊都报道了这款药物的原因。”

2012年，李文辉教授团队发现NTCP是乙肝和丁肝病毒进入肝细胞的关键受体。不过，NTCP同时承担着胆汁酸转运的生理功能，如果简单的直接阻断NTCP而没有精准控制，可能干扰正常的胆汁酸分泌，引起代谢紊乱。吉利德的Hepcludex正是抑制NTCP受体的多肽药物。

这也是为什么华辉安健选择了靶向病毒外包膜上的PreS1，以病毒为靶点，且高度保守，具有广谱中和活性。“我们阻断病毒进入细胞，但不干扰受体的正常生理功能。”陈彬告诉研发客，“这在10年前做决策时是一个重要的判断。”

把生物学发现变成安全有效的药物，则是隋建华教授的贡献。“两位老师的配合，一个理解机制，一个制造工具，他们的合作缺一不可。”

陈彬还回忆了立贝韦塔单抗的临床试验过程的数个难关和细节。

如病人招募尤其困难。丁肝患者多在贫困地区，缺医少药。有的病人肝区肿胀、没有力气干活，但因为没药可治，只能在家等待。“当真正去招募这些病人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状况，确实是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很大的触动和激励。”

还有蒙古国的病人听说中国有这个临床试验，专门跑到北京友谊医院来接受治疗。“这些患者远道来到中国。考虑到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我们也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临床设计也无先例可循。源头创新的药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照搬，要依据对机制的理解、对疾病的理解重新设计试验方案，细致到临床终点的选择，都要和中国药监、美国FDA、巴基斯坦药监反复沟通，在专家们支持下一轮一轮咨询，最终才形成符合多国监管要求的方案。

2025年11月，立贝韦塔单抗的注册临床研究HH003-204数据在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年会公布：

治疗48周时，20 mg/kg组和10 mg/kg组的复合应答率分别达到42.5%和44.1%，而对照组仅为5.0%;在病毒学抑制、ALT复常及肝脏硬度改善方面，立贝韦塔单抗均显示优于对照组的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疗效，且48周治疗期内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和优异的安全性。

基于上述数据，2026年1月23日，立贝韦塔单抗获中国NMPA附条件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伴有或不伴有代偿期肝硬化的慢性丁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成年患者，成为病毒性肝炎领域全球首个获批的抗体类药物。

“从设计到执行到递交药监、回答问询、最后通过上市核查，整个过程确实像长征一样。”陈彬感叹。

抗病毒到肿瘤，实则一脉相承

立贝韦塔单抗的成功上市，标志着华辉安健完成了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的全链条验证。但这家公司的战略蓝图不止于抗病毒领域，还有肿瘤领域。

一家以肝病基础研究起家的公司，如何能向肿瘤领域跨越?陈彬归结为两点底层逻辑。

首先是科学底蕴相通。

“大家比较熟悉李(文辉)老师在肝病特别是肝炎上的科学基础，但鲜少意识到，当这个科学基础足够深的时候，肝病与肝肿瘤、乃至消化道肿瘤的底层疾病生物学是相通的。华辉安健进入肿瘤领域后没有到处铺开，而是克制地聚焦在那些有真正靶点认知和疾病生物学理解的肿瘤上。这种从机制出发、而非追逐热点的策略，正是first-in-class药物研发者的思维惯性。”

其次是平台技术延伸。

陈彬介绍说，公司的抗体平台涵盖单抗、双抗、多抗，在全球具有领先性。其中， PolyBoost™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技术平台已成功开发出HH160等管线。此外，公司还拥有针对肿瘤微酸环境的pH依赖性抗体平台ACTab®，这种差异化的技术储备为肿瘤管线的推进提供了独特工具。

“在这些技术平台已经有了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我们有信心推动后续的肿瘤管线的开发。”陈彬说，“坚持做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而且聚焦在那些与我们已有的疾病生物学理解相关的领域。”

“两条腿走路”

目前，李文辉教授的全职身份仍在北生所，大部分精力在基础研究上，不但深耕NTCP受体，还发现了乙肝病毒进入细胞后的受体，相关研究成果最近发布在Cell上。而隋建华几年前离开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生物制品中心主任的位置，全职加入华辉安健，将抗体工程的能力从学术层面成功转化为到工业层面。分工上，陈彬除了与隋建华共同推动研发，也同时负责公司整体运营和商业化。

“研发是我的背景，现在要进入商业化，还要考虑蒙古、巴基斯坦这些市场，挑战很大。但我和同事们一样，热爱学习，边学边做。”

陈彬告诉研发客，华辉安健在公司规划上，选择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Biotech模式：公司主要的投入都在管线开发上，并不要求所有管线都自己做到成药，而是在不同阶段灵活寻找合作伙伴做license-in/out。另一条是商业化，“我们光靠一款丁肝药不足以支撑强大商业化团队，正在寻求商业化合作伙伴。”陈彬说，公司目前拥有一支小型商业化团队，但要做更大规模推广，还需要更大企业、更大团队的合作。

“这两条腿是可以共存的。抗病毒药物这边我们已经完整走完了从原始创新到上市的闭环，可以做商业化;肿瘤管线那边我们保持灵活的Biotech合作模式。两者并行，互不矛盾。”陈彬说。

另外，在公司国际化路线上，也“按照两条腿走路，分主流市场和新兴市场”。

欧美市场的病人相对较少，但商业价值不可忽视，要求也更高。吉利德的Hepcludex已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立贝韦塔单抗如要进入欧美市场，也需要在欧美开展III期临床试验。2026年3月，立贝韦塔单抗全球III期临床(D-clear)已在美国启动。

在蒙古、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丁肝治疗药物是临床急需，而卡点在于，中国获批的创新药不能在这些国家自动获批。陈彬团队正与各国监管部门不断沟通上市路径，让他们了解中国有一款世界领先的突破性疗法。此外，华辉安健设有香港办公机构，今年香港药政新规落地后，计划以香港为支点辐射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让中国这场创新走得更远

“这10年(从2015年药监改革元年至今)，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生物医药的蓬勃发展。”陈彬感叹，“这得益于中国政府推动的大环境。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政府这样的魄力来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生活在这个时代非常幸运。”

但他也有隐忧：“做创新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当这个代价没有足够支付能力来支撑时，创新很难维系。创新药的成功率实在太低，二三十年来看并没有提升，即便AI来了也还需要时间。这么低的成功率，没有一个合理的支付体系来买单，创新是走不下去的。”

对于卖青苗现象，他认为不应简单责备企业。“有时候企业要生存，产业发展需要巨大投入。在欧美，企业根据战略不断做in-licensing和out-licensing也非常正常。中国药监十年改革已经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接下来的关键，是要让支付体系能够支撑创新药产业的长期发展。”

从安进、强生到华辉安健，从参与40多个临床项目到亲手推动一款中国原研药的上市，陈彬的职业轨迹折射着中国生物医药从跟跑到原创的时代转变。而立贝韦塔单抗的例子则证明了：当科学发现、工程能力与临床开发在同一链条上完整衔接，中国公司同样能做出从0到1的原创新药。诚如陈彬所说，“要让这场创新真正走远，需要整个生态的持续支撑，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开发，从监管改革到支付体系，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失，接力打通源头创新落地的全链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