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7日清晨,美国芝加哥某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史蒂夫・霍夫曼接到紧急通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库存告急,供应商诺和诺德称,因中国原料药关税飙升,生产线被迫暂停。
同一天,全美超过200家医院收到类似警告,仿制药巨头山德士宣布,其加拿大工厂因中国原料断供,抗抑郁药和抗生素的供应将在72小时内归零。
这场由关税引发的 “蝴蝶效应”,正将美国医疗体系推向悬崖边缘……
美国医药供应链的 “中国依赖症”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医药市场,正陷入一场隐秘的供应链危机。
2025年美国药学会数据显示:91%的仿制药依赖进口,其中60%以上的原料药(API)来自中国;中国掌控全球抗生素(75%)、抗癌药(68%)、糖尿病药物(63%)等关键活性成分的核心产能。
更严峻的是,美国45%的制药关键起始原料(KSM)完全依赖中国供应。
这种深度依赖在历史事件中早已显现:2015年浙江海正药业因数据造假遭 FDA 警告,却因涉及15种癌症药物供应被 “网开一面”。最新佐证来自2024年美国卫生系统药剂师协会报告,全美12%的癌症药物短缺直接源于中国原料药供应链中断。
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升级后,中国原料药若加征25%关税,美国仿制药行业将面临灭顶之灾。美国普享药协会总裁约翰・墨菲在2025年3月接受采访时指出:“仿制药行业利润仅为4-6%,供应链零库存模式下,成本上升将直接导致中小药企破产。”
药企的生死突围与现实困境
面对断供倒计时,跨国药企的突围行动举步维艰。
诺和诺德计划在越南增设工厂绕过关税壁垒,山德士虽在加拿大和奥地利布局,却坦言 “短期内无法摆脱对中国原料的依赖”。礼来投资270亿美元在美国新建 4 家工厂试图重塑供应链,但辉瑞等企业担忧欧盟可能对美疫苗加征报复性关税。
替代方案存在多重瓶颈:印度、越南等国的原料药产能仅占全球15% 和8%,且质量争议未解(FDA 对印度药企检查不合格率达 37%)。更关键的是,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 4.2 倍,仿制药行业本土化投资需5-7年建厂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
山德士 CEO 在2025年世界制药峰会上直言:“除非美国改革药品定价体系,否则本土投资毫无意义。”
关税博弈背后的地缘逻辑
美国的关税政策表面是 “制造业回流”,实则暗藏深层博弈。
数据显示,若对欧盟加征关税,辉瑞等企业将面临双重打击 —— 欧洲占其全球营收42%。这种政策可能推高药价35%,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至6.5%(摩根大通预测),加剧医疗通胀与经济衰退风险。
行业反弹声浪渐起。
山德士 CEO 在2025年国会证词中指出:“关税促回流逻辑脱离实际,美国必须改革药品采购体系,否则供应链重组只是空谈。”
72小时后的灾难与长期影响
若断供成真,美国医疗体系将在72小时内陷入瘫痪:12万例手术因抗生素短缺取消,50% 化疗药物因中国原料断供面临停药风险。凯泽家庭基金会调查显示,34%患者将因药价飙升(如二甲双胍可能涨价200%)被迫放弃治疗。中小仿制药商预估淘汰率达 40%,行业集中度将提升至前五大药企占据85%市场。
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可能形成中美欧三大圈。
欧盟已计划建立独立原料药储备,医药市场分裂加剧。
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正加速布局高端原料药研发(2025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32%),试图填补部分产能缺口。中国原料药主导地位短期难撼(2025-2030年产能占比仍将维持55%以上),但越南、印度等国的崛起将改变行业格局。
美国体系的脆弱性
在这场供应链危机中,美国医疗体系的脆弱性通过多个维度暴露无遗。
辉瑞2024年财报揭示了一个惊人事实:其糖尿病药物立普妥的原料药中,高达 83% 来自中国。
若关税政策落地,该药物每年将增加2.7亿美元生产成本,迫使企业在停产与提价45% 之间艰难抉择。这种困境不仅影响单一药品,更折射出跨国药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被动地位 —— 当核心原料被地缘政治绑架,企业的商业逻辑瞬间崩塌。
抗生素领域的危机更为紧迫。
2024年美国耐多药结核病疫情中,70% 的一线抗生素依赖中国原料。一旦断供,患者治疗周期将从6个月骤增至24个月,直接导致医疗成本激增230亿美元。这种公共卫生风险的传导链条令人警醒:看似远离终端消费者的原料药,实则是维系生命健康的 “隐形生命线”。
中小型仿制药商的处境则更为悲壮。
以 Mylan(现 Viatris)为例,这家曾占据美国抗生素市场30%份额的企业,因中国原料成本上升,已宣布退出12种低价抗生素市场。其 CEO 在国会听证会上展示的财务数据触目惊心:每片药利润仅0.03美元,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幅相当于其全年利润的17倍。这种 “刀尖上的利润” 模式,在供应链震荡面前毫无抵御能力。
谁为药品可及性买单?
当关税成为武器,美国药企的 “致命 72 小时” 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残酷现实:单边主义政策终将反噬。
中国作为原料药核心供应国的地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未来,美国能否在 “国家安全” 与 “患者利益” 间找到平衡?这不仅关乎药企生死,更关乎每一位普通民众的健康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