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对复宏汉霖的认知，仍停留在PD-1百家争鸣的阶段：斯鲁利单抗Serplulimab、商业化能力以及其逐步推进的国际化路径。但在2026年AACR上，公司释放出的信号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次公布的7项管线，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多靶点铺开”，而是围绕两条清晰的技术主线展开：一条是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工程化升级，另一条是T细胞衔接器(TCE)的机制升级。在这两条主线之下，还隐含着一条更深层的创新方向，即对肿瘤免疫抑制底层机制的重新定义，尤其是围绕唾液酸-Siglec轴的探索。

这种从“分子开发”到“机制重构”的转变，使复宏汉霖开始具备从跟随型开发者迈向FIC/BIC竞争区间的潜力，其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而在于平台能力的建立与外延。

一、TCE进入2.0阶段：从“激活T细胞”到“维持T细胞功能”

当前TCE的临床成功仍然高度集中在血液瘤领域，其核心靶点主要围绕CD20、BCMA、CD19及GPRC5D等抗原展开。而在实体瘤中，这一模式的效果始终受限，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T细胞是否能够被激活，而在于激活后的T细胞是否能够在高度抑制性的肿瘤微环境中持续发挥作用。换言之，第一代TCE解决的是“启动”，但尚未解决“持续”。

复宏汉霖的TCE平台正是围绕这一核心瓶颈展开，其关键设计在于引入CD28共刺激信号，从而在传统CD3介导的第一信号基础上，提供第二信号支持。这一策略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针对实体瘤免疫抑制环境的一种结构性修复，试图在抗体体系中模拟CAR-T中已被验证的双信号激活机制。

以HLX3902为例，这一靶向STEAP1×CD3×CD28的三特异性抗体，在临床前数据中展现出的优势并不只是体现在杀伤强度上，而更多体现在功能的持续性上。在低效靶比条件下仍保持显著活性，并在极低剂量下表现出优于同类分子的抗肿瘤效果，同时能够显著促进T细胞的增殖、记忆形成及持续杀伤能力。这些特征指向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TCE的竞争已经从“谁更强”转向“谁更持久”。

进一步来看，HLX3901作为DLL3双表位、CD3与CD28四特异性抗体，则在这一基础上向“条件性激活”迈进。通过双表位设计提升肿瘤选择性，同时结合CD28共刺激增强T细胞功能，该分子在低靶抗原密度环境中仍能保持有效杀伤能力。在与Tarlatamab等同类产品的对比中，其表现出更持久的抗肿瘤活性以及潜在更优的安全窗口，提示其在实体瘤领域具备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TCE赛道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的核心问题是能否有效激活T细胞，而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肿瘤微环境中维持T细胞功能。复宏汉霖通过引入CD28信号，本质上是在尝试将CAR-T中的关键机制迁移至可规模化生产的抗体药物体系中，这一方向如果在临床中得到验证，将可能重新定义TCE在实体瘤中的应用边界。

二、ADC进入“可调毒性时代”：从payload强度到系统优化

ADC领域同样正在经历范式变化。过去行业普遍追求更高毒性的payload，但临床实践逐渐表明，高毒性往往限制给药剂量，从而削弱抗体本身的作用。ADC开发的核心矛盾，已经从“如何增强杀伤”转向“如何在毒性与暴露之间取得最优平衡”。 Hanjugator™平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其核心不在于单一参数的提升，而在于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payload强度的可调节，并结合高亲水性连接子与优化DAR，使抗体功能与毒素作用形成协同。

在这一体系中，HLX48(EGFR/c-MET双抗ADC)是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资产之一。EGFR与c-MET的组合，本身即对应明确的生物学逻辑：二者在多种实体瘤中共表达，并在EGFR-TKI耐药过程中通过c-MET旁路激活形成关键驱动机制。因此，该靶点组合不仅具备广泛覆盖能力，也具备明确的耐药切入点。 在竞争格局上，HLX48直接对标AZD9592等同类分子，但其设计路径呈现出明显差异。HLX48选择采用中等毒性payload，并通过高亲水性连接子与DAR约为4的设计，支持更高的临床给药剂量，从而实现更充分的受体占有率与药物暴露。这一策略并非追求单次杀伤能力，而是通过整体暴露水平提升抗肿瘤效果。

从临床前数据来看，HLX48在多种模型中展现出显著抗肿瘤活性，并在HT29结直肠癌等CDX和PDX模型中优于AZD9592。同时，在食蟹猴中高剂量给药下仍保持良好耐受性，验证了其中等毒性设计策略的可行性。这一点对于EGFR/c-MET这一类需要较高剂量覆盖的靶点尤为关键。

相比之下，HLX49(HER2双表位ADC)则代表另一种路径，即通过多表位设计提升内吞效率并扩大患者覆盖范围。在对标Trastuzumab deruxtecan的过程中，其在HER2低表达及超低表达人群中展现出更广谱的抗肿瘤活性。

而HLX402(ADAM9 ADC)与HLX85(ALPP/ALPPL2 ADC)则体现了平台在不同维度的延展能力：前者通过重新设计连接子与payload解决历史毒性问题，后者则通过显著增强旁观者效应应对肿瘤异质性与耐药挑战。

整体来看，复宏汉霖的ADC策略已经从“单分子优化”转向“系统工程优化”，而HLX48作为其中最具竞争力的代表，承担着进入BIC竞争区间的关键角色。

三、从“功能叠加”到“机制协同”：IO与ADC的融合路径

在当前管线中，HLX43(PD-L1 ADC)体现了IO与ADC融合的经典路径。该分子通过将免疫检查点阻断与细胞毒杀伤结合，同时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并增强T细胞浸润，从而在免疫激活与直接杀伤之间形成协同。这一方向在行业中已有初步验证，其价值在于通过单一分子实现多机制叠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联合疗法。但其本质仍属于“功能整合”，而非机制层级的跃迁。

此外，复宏汉霖亦在探索一些更前沿的免疫调节方向，例如HLX316等分子，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因素，进一步增强免疫效应。这类策略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其临床价值有待后续数据验证，但在组合疗法体系中，可能为增强免疫应答提供补充路径。

四、从免疫检查点到“糖免疫检查点”：机制层级的跃迁

在所有管线中，真正体现差异化潜力的，是对免疫抑制底层机制的探索。HLX43作为PD-L1 ADC，延续了“免疫检查点阻断+细胞毒杀伤”的经典组合逻辑，其价值在于将IO与ADC机制整合，从而在免疫激活与直接杀伤之间形成协同。

但更具创新性的，是HLX316这一B7-H3靶向唾液酸酶融合蛋白。该分子的切入点并非传统的免疫检查点，而是肿瘤细胞表面的异常唾液酸化修饰。这一修饰通过与免疫细胞上的Siglec受体结合，从而抑制免疫反应。HLX316通过局部去唾液酸化，解除这一“糖免疫检查点”，从而恢复免疫细胞功能。

从数据来看，该分子在靶向条件下的去唾液酸化活性较非靶向形式提升超过1000倍，并在多种模型中表现出优于B7-H3抗体、非靶向酶及PD-1抗体的疗效。这一结果的意义在于，其作用层级可能位于传统PD-1通路之上，直接作用于免疫抑制的上游机制。如果传统IO针对的是信号通路层面的抑制，那么HLX316则切入了更底层的生化与物理屏障，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免疫信号，还可能涉及免疫突触形成与细胞间相互作用。这种从“checkpoint”向“immune substrate”的转变，代表了免疫治疗范式的一次潜在跃迁。

五、“组合能力”的价值：从单品到体系

如果单独看每一个分子，这些项目可以被理解为具有差异化潜力的候选药物。但当它们被放在同一体系中时，其意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复宏汉霖当前的管线，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功能闭环：TCE用于激活T细胞，ADC用于直接杀伤肿瘤，而IO类分子则在免疫调节中提供支持。这种“激活—杀伤—调节”的组合逻辑，使不同技术平台之间具备天然的协同关系。

这一模式在行业中已有成功先例，例如Atezolizumab与Bevacizumab的联合。但复宏汉霖的差异在于，其核心组合资产主要来源于内部平台，而非依赖外部引进。这意味着其在联合策略设计与临床开发路径上拥有更高的自主性。

从BD与投资视角来看，这种变化具有重要意义。Biotech的价值正在从单一产品授权，转向平台与组合疗法的

结语：从产品驱动到”平台驱动”的关键一步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复宏汉霖在此次AACR上的变化，那就是其正在从一家以单一抗体产品为核心的公司，转向具备体系化创新能力的平台型的Pharma。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分子的短期成败，而是其是否已经建立起一个可以持续产生差异化组合的能力结构。从CD28共刺激TCE，到以HLX48为代表的系统优化型ADC，再到IO融合与微环境调节的探索，这家公司正在逐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抗肿瘤治疗体系。而这一体系能否在临床中转化为真实的竞争优势，将决定其在下一阶段全球创新药格局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