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至15日，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在韩国首尔举行。大会主席论坛上，两项来自中国的B7-H3抗体偶联药物(ADC)Ⅲ期研究背靠背公布，双双达到总生存(OS)主要终点——这是B7-H3靶点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拿到Ⅲ期OS阳性证据，其中一项研究数据同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而在大会开幕前一周，阿斯利康与安进联合宣布：DLL3靶向T细胞衔接器(TCE)塔拉妥单抗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维持治疗中取得Ⅲ期OS阳性结果——这是全球首个在Ⅲ期研究中证实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可带来一线OS获益的案例。

短短数日之内，两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先后“撞线”。曾被视为肿瘤治疗“荒漠”的小细胞肺癌，正在变成全球创新药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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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为什么是SCLC?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约占全部肺癌的13%-15%，是侵袭性最强、恶性程度最高的肺癌亚型：增殖快、早期即广泛转移，初始对放化疗敏感却极易复发。

几个数字足以说明这个领域的残酷：

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广泛期(ES-SCLC);

在免疫治疗出现之前，广泛期一线标准方案的中位OS仅约10-12个月，2年生存率不足10%;

现有统计显示，局限期患者5年生存率约18.1%，而广泛期患者仅约3.6%;

只有约40%的广泛期患者能够进入二线治疗——这意味着，如果一款药只能在后线使用，它的可及人群在结构上就被“卡了脖子”。

中国是全球SCLC高发地区之一。据公开报道，国内每年新发患者约16万例，近七成确诊即为广泛期;复发患者的中位生存期长期徘徊在6至8个月。

一线“免疫联合铂类化疗”虽已成为标准，但多数患者短期内仍会进展;而二线以后长期缺乏有效手段——拓扑替康自1998年获批后占据标准二线位置超过二十年，中位OS仅约6-9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不足20%。

巨大的未满足需求，正是研发竞速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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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L3 TCE：把T细胞“拽”到肿瘤细胞旁边

DLL3是一种在约85%-96%的SCLC患者肿瘤细胞表面表达、而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极低的Notch通路配体，是SCLC领域“含金量”最高的靶点之一。

T细胞衔接器(T-cell Engager，TCE)的思路并不依赖杀伤性载荷，而是通过双特异性抗体同时结合肿瘤细胞上的DLL3与T细胞上的CD3，在两者之间形成“溶细胞突触”，直接激活T细胞完成精准杀伤。这一机制被称为“定向免疫”，其代表性药物是安进研发的塔拉妥单抗(Tarlatamab，商品名Imdelltra)。

塔拉妥单抗：一条从后线通向一线的完整证据链

在临床可及性上，塔拉妥单抗于2026年4月经优先审评获NMPA附条件批准用于SCLC后线治疗，并于5月进一步扩展至二线适应症;美国已于2025年11月完成由加速批准向完全批准的转换，欧盟于2026年5月获批。目前该药已在全国数十座城市的核心三甲医院落地处方。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TCE类药物具有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与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这两类典型安全性风险，需规范的监测与给药流程管理。这既是该类药物的“必修课”，也为后来者留下了差异化的空间。

国产管线：三特异性抗体打“差异牌”

中国企业在这一赛道上并非跟随，而是选择了结构创新。泽璟制药的ZG006(Alveltamig)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DLL3/DLL3/CD3三特异性TCE：通过双 DLL3结合位点设计，既能结合同一DLL3分子上的两个不同表位，也能交联同一肿瘤细胞上的两个DLL3分子，从设计上提升了T细胞激活效率，并在DLL3低表达人群中保留杀伤力。

2026年ASCO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三线及以上广泛期SCLC患者中：

确认ORR：10 mg组53.3%、30 mg组56.7%;

中位 PFS：7.03 / 5.59个月;

12个月DoR率：55.9% / 52.9%;15个月OS率：61.2% / 55.8%;

安全性方面，绝大多数CRS为1-2级，10 mg组未出现≥3级CRS及任何级别 ICANS。

值得注意的是，入组人群中58%为DLL3低表达或阴性、28%伴脑转移、40%伴肝转移——属于临床上的高难度人群。ZG006已获CDE突破性疗法认定与FDA孤儿药资格，其3L+注册性研究已完成全部患者入组，2L SCLC及神经内分泌癌Ⅲ期同步推进;2025年底，泽璟与艾伯维达成大中华区以外权益合作，总金额最高可达12.35亿美元。

此外，默沙东的Gocatamig(MK-6070/HPN328)、勃林格殷格翰的Obrixtamig(BI 764532)等DLL3 TCE亦在推进中，前者已与B7-H3 ADC探索联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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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L3 ADC：同一个靶点，另一种打法

DLL3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两种打法”的检验——既可以是TCE的“地址标签”，也可以是ADC的“投递靶点”。

需要说明的是，DLL3 ADC并非新概念，早期的Rovalpituzumab tesirine(Rova-T)曾在Ⅲ期折戟，成为该靶点最著名的“前车之鉴”。而新一代分子通过连接子与载荷的重新设计，正在改写结局。

代表药物是再鼎医药的ZL-1310(Zocilurtatug pelitecan)：

全球Ⅰa/Ⅰb期研究(NCT06179069)共入组115例重度经治ES-SCLC患者，90%既往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44%已接受过两线以上治疗失败，32%基线伴脑转移;

二线亚组中，1.6 mg/kg剂量组cORR达68%;

基线伴脑转移患者ORR表现突出，既往未接受脑部放疗者ORR高达80%;

所有剂量、所有线次的中位DoR为6.1个月，中位PFS 5.4个月;

1.6 mg/kg剂量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仅13%，且未出现因毒性导致的治疗终止。

基于Ⅰ期亮眼数据，ZL-1310具备同类首创、同类最佳潜力，ZL-1310已获FDA孤儿药资格。全球Ⅲ期注册研究(DLLEVATE)已在北美、亚洲、欧洲启动，一线SCLC及神经内分泌癌适应症亦计划于2026年进入注册性阶段。

"TCE与ADC同靶点并行"，正成为SCLC研发的一个独特现象：前者依靠免疫激活、后者依靠载荷杀伤，二者在疗效与安全性上形成互补，也为后续联合用药留出了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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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H3 ADC：III期生存获益首次落地

B7-H3(CD276)在多种实体瘤的肿瘤细胞及微环境中广泛高表达，而在正常组织表达有限，是ADC开发的理想靶点。但这条路线走得并不轻松：阻断型抗体疗效欠佳，ADC又长期受困于肺毒性等安全性风险，靶点生物学功能一度不够明确——全球制药巨头重金布局多年，却始终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Ⅲ期生存获益证据。

2026年9月13日，这个空白终于被填补。

本届WCLC主席论坛上，翰森制药公布了令人鼓舞的阳性Ⅲ期结果。瑞康立伏妥塔单抗(HS-20093)的ARTEMIS-008研究头对头对比托泊替康治疗复发SCLC期中分析达到OS主要终点，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中位OS 18.5 vs 10.3个月，HR 0.46(死亡风险降低 54%)，中位随访12.2个月。

这是B7-H3靶点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于随机对照Ⅲ期研究中证实OS获益。耶鲁大学医学院Anne Chiang副教授在大会官方总结中直言：“一项新的复发性小细胞肺癌标准治疗方案已经出现。”

同一场次上，宜联生物的依康坦博妥塔单抗(YL01)亦在TAISHAN-302研究中达到主要终点，数据同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与此同时，B7-H3靶点的“第二梯队”也在快速铺开：第一三共/默沙东的I-DXd(Ifinatamab deruxtecan)已获FDA优先审评，PDUFA日期为2026年10月10日(IDEate-Lung01 Ⅱ期中，二线12mg/kg剂量组ORR 56.3%、中位OS 12.0个月，基线脑转移患者颅内ORR 46.2%);映恩生物/BioNTech的DB-1311(BNT324)在SCLC队列中未确认ORR达56.2%，9 mg/kg剂量下免疫经治且未用过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的患者ORR达70.4%;明慧医药/齐鲁制药的MHB088C采用效力更强的SuperTopoi载荷，在复发ES-SCLC中cORR达42.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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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版图持续扩张：不止DLL3与B7-H3

SCLC的研发竞赛早已不局限于两三个靶点。目前进入临床阶段的热门靶点还包括 SEZ6、TROP2、Fucosyl-GM1、CD56等，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技术版图。

SEZ6 ADC——ABBV-706(艾伯维)

SEZ6在SCLC各分子亚型中表达更为广泛，与DLL3形成互补。Ⅰ期研究纳入124例复发/难治SCLC患者，ORR达52%，中位PFS 5.4个月、中位OS 11.3个月;在接受推荐Ⅱ期剂量的41例患者中ORR 为56%，其中二线治疗人群(n=17)ORR高达 82%。目前该药已进入随机Ⅲ期研究(M23-384)，并被业内视为DLL3、B7-H3之外“第三个重要SCLC靶点”的有力候选。

TROP2 ADC——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吉利德)

Ⅱ期TROPiCS-03研究纳入43例经含铂化疗及免疫治疗后进展的ES-SCLC患者，ORR 41.9%、中位OS 13.6个月。这款已在乳腺癌等领域获批的药物，正通过Ⅲ期 EVOKE-SCLC-04研究直接挑战现有二线标准。

Fucosyl-GM1抗体——Atigotatug(百时美施贵宝)

这是一种靶向SCLC细胞表面特殊糖脂的抗体。Ⅱ期CA001-050研究中，在化疗+纳武利尤单抗基础上加入 Atigotatug，中位OS达15.6 vs 11.4个月;约530例规模的全球Ⅲ期TIGOS研究已启动，将与一线标准方案正面比较。

双特异性抗体——依沃西单抗(康方生物)

PD-1/VEGF双抗依沃西单抗在经治 SCLC的Ⅱ期研究中，铂敏感与铂耐药队列均显示出令人鼓舞的活性，为免疫机制在SCLC后线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此外，PD-L1/VEGF双抗(如 Pumitamig/BNT327)也正与B7-H3 ADC展开联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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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治疗：竞争的下一站是一线

随着后线疗效逐步被验证，赛道竞争的重心正快速前移至一线治疗与维持治疗。本届WCLC上披露的一线联合数据，为这一趋势提供了注脚：

YL201(B7-H3 ADC)+斯鲁利单抗：一线联合ORR达85.4%(n=41);

DB-1311(B7-H3 ADC)+Pumitamig(PD-L1/VEGF双抗)：一线联合ORR达92.3%;

MHB088C(B7-H3 ADC)+ PD-1单抗或PD-1/CTLA-4组合：两个队列各10例可评估患者，ORR均达100%;

ZG006(DLL3 三抗)+ PD-L1 + 化疗：一线联合Ⅱ期研究正在进行。

在免疫治疗“底座”层面，一线格局同样在持续优化。PD-L1 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阿得贝利单抗)与PD-1抑制剂(斯鲁利单抗、替雷利珠单抗等)联合化疗已构成一线标准;其中ASTRUM-005研究长期随访显示，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中位OS达15.8 vs 11.1个月，4年OS率21.9% vs 7.2%。在局限期，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ADRIATIC)中国队列中死亡风险降低29%，已被指南上调为最高级别推荐。此外，芦比替定联合阿替利珠单抗的一线维持方案(IMforte)在PFS与OS上双双获益，成为首个在广泛期一线维持阶段同时改善两项终点的Ⅲ期研究。

可以预见，未来2-3年SCLC的核心竞争将围绕“一线联合方案的最优组合”展开——ADC、TCE、双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之间如何搭配、如何排序，将成为决定临床格局的关键变量。

结语：小细胞肺癌的“慢病化”正在被逼近

回望这个领域的演进轨迹，可以清晰看到三条主线：

第一，机制创新取代靶点跟风。从TCE的“定向免疫”、到ADC的“精准投递”、再到双抗/三抗的“多通路协同”，SCLC的突破口来自对疾病生物学的重新理解，而非对成熟靶点的重复。

第二，竞争重心前移。后线只是起点，一线维持、一线联合乃至局限期巩固治疗，才是决定市场空间与临床价值的真正战场。

第三，中国力量从“参与者”变为“引领者”。全球临床阶段二十余款B7-H3 ADC 管线中，近80%由国内企业主导或参与;DLL3三抗、双表位设计等结构创新亦由中国企业率先推进。在SCLC这个曾经“无靶可打”的领域，中国创新药第一次跑在了前面。

SCLC素有“顽固堡垒”之称。如今，随着多条技术路线先后验证、联合方案不断成熟、长生存数据逐步积累，这个疾病正在从“延长生存”向“追求高质量的长生存与长期管理”转变——小细胞肺癌的“慢病化”，或许比想象中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