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正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根据Citeline旗下的Pharmaprojects数据库最新数据，2025年中国药物研发管线数量达到7032个，位居全球第二，并保持15.1%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2025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已接近660亿美元，全球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的认可度正在不断提升。

这一高质量发展态势的背后，是我国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与产业界不断加大的研发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Wind数据统计，以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来看，2025年上半年化学制剂板块企业中，按研发费用排序的前十家药企，合计研发费用达176.37亿元，同比上涨12.66%，体现了企业对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定信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禁要深入思考：推动中国生物医药蓬勃发展的关键动力是什么?未来十年，中国创新药要实现全球追赶甚至领跑，应在哪些领域重点突破?又该如何构建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医药创新格局中占据主动?10月26日，第十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汇聚产业代表、协会专家与临床医生，围绕“创新药全球突围”话题共探新时期下的发展路径与突破机遇。

宋瑞霖(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资深会长)

张连山(恒瑞医药董事、执行副总裁)

朱义(百利天恒创始人、董事长)

李佳(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

黄晓军(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Q1：过去十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回顾这段历程，驱动这场深刻变革、推动产业蓬勃发展关键动力是什么?

李佳：回顾过去，中国医药创新通过Fast-follow策略着力于“新分子的发现”，并凭借成功的License-out完成了初期的技术与资本积累。

在此过程中，市场环境是核心驱动力，并促进了创新链条的紧密连接。面向未来，产业竞争正迈向以新靶点、新理论、新技术为核心的源头创新阶段。为此，必须整合临床、科研、资本与政府各方力量，共同构建一个高效协作的创新生态，以突破当前原创靶点稀少的瓶颈。

朱义：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实现了“1到N”的高效率。未来十年，我们在“0到1”领域需要逐步成长起来，这依赖于两个重要条件：需要加大对前端基础研究的真投入，以解决创新源头问题;更需要完善后端的支付体系，特别是商业医保，以保障创新价值的实现。

Q2：面对源头创新的长周期与高风险，“耐心资本”是其破局关键。我们应如何系统改革科研评价、风险分担与价值实现机制，以培育能让“耐心”最终获得丰厚回报的创新生态?

朱义：“耐心资本”的真正内涵，并不仅仅是“长期投资”，其核心在于敢于基于科学直觉与长远信念，去投资那些当下“看不懂但有道理”的早期项目。这正是实现“0到1”突破不可或缺的土壤。需要三大支柱协同支撑：强大的前端科学发现、顺畅的成果转化机制，以及最为关键的——一个体系化、具备极长耐心的资本生态。

李佳：当前，阻碍成果转化的首要瓶颈并非科研实力，而在于“唯论文”的评价体系指挥棒。这导致全球基础研究人员普遍以发表论文为终点，与新药研发的实际需求脱节。

破局的关键，在于扭转这一评价导向。中国蕴藏着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优势，大量产业界的研发骨干直接源于科研院所，这为“科研-产业”的双向奔赴提供了天然土壤。一旦评价体系成功转向，真正激励以新药转化为目标的科研工作，这一潜在优势将充分释放，推动更多基础发现走向药物开发。这不仅能为“耐心资本”提供清晰可信的回报路径，更将彻底激活源头创新的良性循环。

黄晓军：将临床医生从研发开端就“卷进来”。当研发项目源于清晰的临床需求，且由临床专家全程深度参与时，其靶点选择会更精准，临床开发路径也更明确。这种做法能直接加快研发速度、缩短周期，并显著降低后期的开发风险。当风险变得可控、成功率大幅提升时，资本自然会被吸引进来。

Q3：为真正实现从临床需求出发的源头创新，是否应将临床医生的参与节点，从传统的临床阶段大幅前移至靶点发现及临床前研究阶段?

黄晓军：医生不仅要参与，更要全链条地介入新药创制。甚至在靶点发现的初始阶段，临床医生就应当加入。一款新药的成功，不仅止于研发管线的推进，其真正的价值完成在于获得临床的广泛认可与使用。

若一款新药无法触达更广泛的患者，其创新价值便未能实现从“0”到“1”的完整跨越，这个“1”，正体现在让第二、第三乃至无数位患者真正用上药。因此，在追求源头创新的当下，必须依赖并深度整合本土的临床医生力量。

张连山：一个候选分子从临床前研究到最终完成临床试验，全程平均耗时约十年，其中仅在临床阶段便需长达7年。这一漫长周期深刻凸显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开发必须深度融合的重要性，而打通这两大环节的核心力量，正是“医师科学家”这批既扎根临床又精通科研的复合型人才。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医生投身科学研究，以此弥合实验室与病床间的鸿沟，真正推动能解决未满足临床需求的原创药物问世。

李佳：事实上，中国的spin-off(成果衍生公司)模式已经形成气候。面对海外BD(业务发展)合作提速的机会，许多spin-off公司正积极通过海外授权让项目和公司得以持续发展。

现阶段的核心命题在于激活“需求侧”，即构建一个能让这些创新公司持续盈利的商业体系，从而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只要体系设计得当，这无疑是一条极具前景的发展路径。

在创新动力上，我们看到了“海归人才”与“本土科研”的双轮驱动：一方面，许多Biotech由海归科学家创立，他们成功将国际经验与国内资本结合;另一方面，中国的基础研究实力已稳居世界前列——顶级期刊发文量占比超过30%，这为未来的源头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Q4：在从“仿制药”向“源头创新”的战略转型中，传统药企面临研发范式、资金结构与合作模式的根本性挑战。基于中国已有的Fast-follow生态优势，传统企业应如何构建其独特的创新路径?

张连山：在从“仿制药”向“源头创新”的战略转型过程中，传统药企需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路径。

首先，依托国家重大专项奠定创新基础。前期专项已为中国创新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有力推动了企业转型和药物“出海”;当前专项则致力于实现更多原创性成果，扩大我国创新药在全球的影响力。

其次，实施多元化管线布局与精准市场聚焦。一方面，在肿瘤等已有优势的治疗领域持续深耕、巩固实力;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疼痛管理等慢性病领域，满足中国患者的广泛需求;同时布局神经领域罕见病等药物研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坚持以国内市场为基础，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借助国内市场规模实现创新价值，初期可通过“借船出海”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最终向“造船出海”转型，建立自主、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能力。

此外，还需前瞻性投入高难度技术领域。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的疾病，进行长期、高投入的研发布局，关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体现研发的前瞻性和社会价值。最后，促进研发与临床的深度融合。加强“医师科学家”队伍建设，推动转化医学与临床开发紧密协作，进一步优化创新流程，提升研发效率与成果转化能力。

Q5：在鼓励源头创新与参与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药企的破局关键何在?具体而言，如何在“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战略路径上做出权衡，并构建起与之匹配的全球竞争力?

宋瑞霖：全球格局的演变，使中美医药产业的关系从合作逐步转向竞争。这种外部压力在对中国企业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在倒逼产业体系的自我完善。中国药企应通过加强药品监管国际化、扩大内需市场、推动商保发展、利用香港审批平台与国际接轨，并借助政策支持提升市场包容性，从而增强全球竞争力。

朱义：选择与跨国药企合作，核心目的之一是将其视为一位“贴身教练”，通过日常协作，深入学习其运作模式，以此为样板提升自我。

在与跨国药企构建合作关系时，中国企业需保持清晰的战略认知与务实期望。这种合作早已超越简单的资源置换或权益出让，而是应坚持“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基本原则，并深度参与全球产品供应体系，以此实现能力内化而非被动依赖。

然而，合作中也需清醒认识到几点关键挑战：第一是合作深度意愿不对等，跨国公司未必愿意进行全面能力转移或深度战略绑定;第二是组织与文化磨合，合作本质上是团队与人之间的互动，大企业常伴随流程冗长、决策层级多等问题;第三是适应成本与效率压力，作为规模较小一方，跟进复杂流程将带来显著的运营与沟通成本。

长期来看，双方因发展阶段与战略目标的不同，未必适合永久捆绑。健康的合作，应是在某一阶段彼此成就、相互赋能，而后具备能力与信心，各自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这才是中国药企在全球化合作中应有的成熟姿态。